对日本各报刊上刊登的这些“南京祥和景象的照片”，日本进步评论家草森绅一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过检定的照片才能得以公开刊行，所以只是宣传照片而已。”
草森绅一说得对。在战时日本当局的严格的审查与控制性爱，每个新闻单位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摄影图片遭受“不许可”的厄运，难见天日。因此，能够刊登到日本报刊上的照片，必然与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现实相差甚远。
当时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以自己的亲眼所见与亲身经历，记述与揭露了日本随军记者、作家制造假新闻、凭空捏造南京“祥和”景象的卑劣伎俩。
1938年1月6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教授在日记中记载了几名日本记者到难民所拍制、制造假新闻的事情：“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
1月9日，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行政主管麦卡伦在日记中记载了日本记者在难民营“制造”电影的情况：“有些（日本）报界人士来到一个难民营入口处，（向中国难民）分发饼干、苹果，并且拿出少许铜板给难民，还为这种善行拍了电影。就在同一时间，一伙日本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约12个妇女。这却没有拍电影带回去。”
3月8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在一封信中也揭露了日本当局在南京一面疯狂烧杀淫掠滥施淫威、一面又进行欺骗宣传的两面派伎俩：“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名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1938年初指出：“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没有什么记载，翻阅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
尽管如此，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中也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他们在亲眼目睹了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以后，感到震惊、羞愧与自责；还有少数人想把他们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写到他们的报道或通讯中。不过，在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他们却望而却步了。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摄影师佐藤振寿亲眼看到日军在南京励志社残酷杀害大批中国战俘，但他没有拍摄下这些场面。他说：“事后，我向同伴说及此事，他反问我：‘身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拍下来呢？’我只得回答说：‘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