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一些作家立即介入了这场战争，许多人成为军国主义的可耻帮凶。
首先是如吉川英治这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作为报社和杂志社的特派员，来到中国战场，向日本国内做“战地报道”，之后众多作家响应军部与内阁情报部的文坛总动员，以作家的身份从军，走上中国前线，用手中的笔杆子为侵略战争效力，这就是大家熟知的“笔部队”。
和那些到战场之前已经是日本文坛称霸一方的“腕儿”相比，后来被称为“第一号文化战犯”的火野苇平较为特殊。1937年，文学青年火野苇平是以侵华日军中的一名士兵的身份，握着父亲的军刀来中国的。在他从中国写给日本孩子的信中有这样的话：“爸爸就要杀那些……”
“……爸爸使用那把爷爷给的日本刀……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做礼物好吗？”使用这种“美丽武器”参加侵略战争的日本作家们，战后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昨天的呢？
火野说日本军部限制写作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七条：一、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二、不得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三、写到敌方时必须充满憎恶和愤恨；四、不得表现作战的整体情况；五、不得透露部队编制和部队名称。六、不得把军人当作普通人来写；七、不得写有关女人的事。在这种限制下产生的作品，又有何真实性可言？所谓的“战争文学”就是为战争所用、为战争服务的文学。
井伏鳟二在“征用作家”中年龄比较大，出发时已经43岁，太平洋战争期间他被派遣到南方战场。战争中他以新加坡市井生活为题材写了《花街》，连载于《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上。有人评价井伏的文学是桃子，皮很软，但里边有坚硬的内核。井伏不属于狂热的军国主义作家，他当时的很多作品因为不符合军方要求没能发表。
1977年起他通过文学杂志《海》，历时两年零五个月连续载文《征用中的事情》，回忆当年在新加坡的生活，在短篇《牺牲》、《战死·战病死》中，井伏曾一一细数那些死在战争中的同伴：“自杀者一名、被宪兵射杀一名、战死两名、战中病死一名。”
他痛楚地说：“战争中被裹挟出去的人很可怜。战死、负伤的人更可怜。不论反复多少次，我的回忆用这一句话就说尽了。”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曾经大量屠杀当地华人，不少家庭惨遭灭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