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凝聚着他年少记忆的城墙和城楼，不再是熟悉的样貌。角楼的半壁已被推倒，窗棂悬在断壁残垣的城墙上，旁边还腾起阵阵浓烟。那是拆墙的工人在烧火做饭。
这个酷爱画画的年轻人，在北京电影厂美术系当一名“画匠”。1957年4月，一个消息在北影厂里蔓延：城墙保不住了。
而当时张先得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消息反应并不强烈。他觉得，拆除城墙是早晚的事，只是拆多拆少，并没什么意外，因为“是中央早就定了的”。
他回忆说，那一年年中，“反右”开始，电影厂已经不怎么接拍片子了，所以他才有时间跑到城楼底下去写生。
张先得根本没想到，这些习作成了北京城墙并不完整的“遗照”--写生还没画完，城墙已经拆光了。
那个夏天，第一次看到城墙古老的砖瓦砸碎在地上的时候，张先得的心情和当时北京的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平静中带有一丝惋惜：终于还是拆了。
城楼先修后拆
和张先得年纪相仿的孔庆普，卖力地指挥着拆除城墙的工人们。
这个高瘦的小伙子，当时在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下面任综合技术工程队大队长。那几年他最主要的工作有两个：先是修城楼，后是拆城楼。
1950年，在北大读了两年建筑专业的孔庆普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他在一所中专读了两年书，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北京市建设局。
孔庆普领到的第一个工作是：调查城门。据说，这是人民代表的提议。走路，或者坐着有轨电车，他把城楼、箭楼、城墙角楼都查了个遍。
在当年的调查报告里，他写道，北京的城楼，损坏比较严重的是东直门、西便门还有安定门。他把情况汇报到市里，市里又报给中央，他回忆说，当时周总理批了，给北京市拨款修缮城门城楼。
于是，孔庆普就带着建设局原有的100多个工匠，又从私人营造社里招募了300多人，开始修城楼。1951年，一共修了6座城楼：东直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和箭楼、阜成门城楼、东便门的城楼和箭楼……
到1952年，中央的修缮专款里还有余钱，他们就报了“1952年修缮计划”，结果没批，“说不让再修了”。
这之后，风向陡转。
那一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这个问题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太多、城门太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西洋派”的城墙保卫战
对古都情有独钟的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经有个浪漫的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