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们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攻克核动力难关,造出攻击型核潜艇;第二步再突破导弹应用于潜艇水下发射的难关,造出导弹核潜艇。两个技术关键,分开攻关。为抓任务和组织协调,我们前前后后开了十几次会,签发二十几份文电,工作才逐步展开。
核潜艇工程上马后,先是以六机部为主,与二机部共同负责,海军和一、四机部参加,并成立核潜艇工程联合办公室,归属六机部,由我负责。
1967年3月,中央军委确定,核潜艇工程改由国防科委领导,会同国防工办负责抓总。此时,我已调到国防科委,这项工程仍由我分管。后来我离开科委到海军工作,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又转属海军。
“文革”中,由于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有的厂、所领导就来北京要求工程办公室派人去解雉。开始还能派人去,以后多了,也应付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乒个专门文件,但有的同志怕这样被误解为“以生产压革命”。我和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当时各有关部、院主管核潜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别公函》为依据,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保证了科研任务不致中断。
1968年11月,鱼雷核潜艇开工建造,1970年12月下水,开始了码头安装设备工作。
1971年5月31日,核潜艇首航。我主持了领导小组会议。会后,我考察了一些地区,为核潜艇的试航、驻泊技术和阵地设施做准备工作,之后以海军首长名义报请周总理批准,在8月23日至9月6日进行了预试,结果表明可以进行试验。1972年7月,海军召开党委常委会,专门讨论鱼雷核潜艇和导弹驱逐舰等新型舰艇的定型与后续投产问题。我列席了会议并发言。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并举行了庄严的军旗授予仪式。从此,人民海军进入了拥有核潜艇的新阶段。
三
核潜艇研制的一步步进展,不仅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尖端技术增添了新的门类和内涵,也为我国战略武器的打击力量增加了新的手段。
在海军装备体系中,核潜艇是重中之重。1961年开始,我就参加和领导了核潜艇工程的研究发展工作。此后30多年,不论调到哪里,不论担任什么职务,我始终都参与了核潜艇工程。刚介入核潜艇工程,我就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项国家战略性工程,它不仅仅是海军的战略武器,更是国家的威慑力量,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就任海军司令员后,我自然格外注重核潜艇发展的实际工作。1982年至1988年间,我组织了核潜艇的各项试验和训练,并且考虑了第二代核潜艇的研制问题。核潜艇长航训练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早在1974年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就交付海军了,但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泊靠在船厂或港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