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宋时轮早在1977年军委全会讨论我军战略方针时，就提出不宜把“诱敌深入”作为战略方针。此后，他又继续做了许多深入研究，越来越感到在“文革”中写入我军军事战略方针的“诱敌深入”，实际上是把“积极防御”落实到“诱敌深入”上了。“诱敌深入”在作战行动上是退却，在战争开始时，可以作为积极防御的一种手段，但不是普遍的、统管战争全局的指导原则。它不仅在战略反击阶段不适用，就是在战略防御阶段，对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地区和部队也不适用。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必须坚守重要战略要地，同时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来犯之敌。在给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汇报自己的想法时，他曾忧虑地说：“如果继续沿用’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八字军事战略方针，把诱敌深入作为战略问题，就等于放弃了沿海和三北地区的战略要地，放弃了中国80%~90%的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能力！”
于是，1980年9月，宋时轮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建议把我国实行多年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八字军事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的四字方针，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元帅相继在《建议》上做出肯定的批示。在同年10月军委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战略指导问题研讨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结论。他说：“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4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我们总是要立足于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所以，战略方针就是’积极防御‘。”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重新研究和确立，是我们党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成果。这段历史至今还在告诉我们，军事科学研究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何等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