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关闭的山海关大门重新向流民敞开，流民入关东谋生，不再视为非法，只因“闯关东”一词已约定俗成，也就成为流民去关外谋生的代名词了。
二、关内之民为什么要去“闯关东”
“闯关东”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1911年东三省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直隶、河南等省先后自发涌入的，规模之大，举世震惊。进入民国时期，“闯关东”浪潮仍居高不下。从1912-1949年，流入关东的人口共约1984万人，平均每年约52万人，其中1927、1928、1929年连续三年超过百万。规模如此庞大，难怪“闯关东”被世人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是“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闯关东”浪潮持续了数百年，人们在惊叹其流量之巨的同时，自然会问一个“为什么”？笔者试以山东为例“解剖麻雀”。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的特性，山东作为孔孟之乡，这种特性更是根深蒂固。可是山东人不顾一切“闯关东”之举，“必是为了什么迫切的缘由所驱使。”（w.young:《美报之华人满洲移民运动观》，《东方杂志》第25卷第24号，第50页）这“迫切的缘由”，当然复杂，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人口压力。山东“地少人稠”，“生齿甚繁”，“人满之患”自清代中叶以来日渐严重，“农村人口过剩，不待凶年，遂有离乡觅食，漂流各处，山东地狭民稠，其例尤着。”进入近代，人口压力更大。1850年山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5.86人，名列第四，1911年升为第三位（每平方公里202.24人），1936年上升为第二位（每平方公里256.40人），虽然次于江苏，但如时论所评，“以江苏工业发展的程度，占全国各省第一位故，其过剩劳力的收容量，当然增加，比山东势优。故在山东发生农民的劳力过剩和生活困难，为自然的归结。山东农民经营的面积过小、分割过小的土地，为促进农民离村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及农民离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卷九第3期，第107页）显然，“人口压力流动律”在山东农民“闯关东”流向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
另一个“迫切的缘由”是天灾人祸。山东是近代史上灾害多发区。有人统计，在清代268年历史中，山东曾出现旱灾233年次，涝灾245年次，黄河、运河洪灾127年次，潮灾45年次。除仅有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灾害。按清代建制全省107州县统计，共出现旱灾3555县次，涝灾3660县次，黄河、运河洪灾1788县次，潮灾118县次，全部水旱灾害达9121县次之多，平均每年被灾34县次，占全省县数的31.8%（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害》，《山东史志资料》1982年第2辑，第150页）。这种灾害的“多发性”、严重性令人震惊，自然成为山东流民“闯关东”的强劲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