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闯关东”与东北开发
流民如潮水般涌向关东，无论他们务农、务工经商，还是伐木筑路，都为关东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东地广人稀，“闯关东”浪潮不仅使关东地区“人稀”的面貌得到改观，与全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而且，肥沃的黑土地得到开发，耕地面积处于不断增长之中。有资料显示，1873年关东耕地面积仅为2400万亩，40年后即1913年达到12300万亩，1932年更增加到30618万亩。荒原变良田，流民有拓荒之功。《东北集刊》第2期发表评论，盛赞“山东人实为开发东北之主力军，为东北劳力供给之源泉。荒野之化为田园，太半为彼辈之功。其移入东北为时既久，而数量又始终超出其他各省人之上。登莱青与辽东一衣带水，交通至便，彼土之人，于受生计压迫之余挟其忍苦耐劳之精神，于东北新天地中大显身手，于是东北沃壤悉置与鲁人耒锄之下”。正是由于山东等省流民的辛勤开垦使“北大荒”成为远近闻名的“北大仓”。这其中，流民洒下了多少汗水，是不言而喻的。
流民大量流向关东，推动了关东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禹贡》第6卷的评论说：“盖拓殖东北者，日用所需时感不足，为供应彼等各种需要，遂有汉人商店出现。此类商店多系国内有巩固基础营业之分支，多取杂货店形式。贩卖品以强烈之酒居多，粗劣棉花、靴、帽、菜品等次之，兼营兑换金钱，发行支票，收发书信。后又设总行于各交通便利之地，用以统辖各支店，都市随之而兴矣”。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反过来成为吸引流民的条件，互为因果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1917年东北工厂企业发展到1785家，1945年达到6878家，发展速度与“闯关东”流民浪潮规模之巨一样惊人。
“闯关东”浪潮，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关东的开放，意味着清政府保守满族固有文化的初衷呈不可逆转之势逐渐走向它的反面。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流民大规模入关，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在关东，有许多山东村，就是齐鲁文化平面移植的突出表现。中原文化“喧宾夺主”，这样势必造成中原文化对以满族文化为主体的关东文化的同化局面。关东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包围之下，只能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受到“同化”，向中原文化看齐，所谓“渐效华风”是也。结果如walteryoung所云：“到了今日，旅行满洲者，从辽河口岸直达黑龙江，至多只能看见从前游牧人民的一点行将消灭的残遗物迹而已，他们昔日跨峙塞北的雄威，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满人几与汉人完全同化；他们的言语，也渐归消灭，转用汉语了。”（w.young:《美报之华人满洲移民运动观》，《东方杂志》第25卷第24号，第52页）原有的关东文化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大面积“复制”到关东的中原文化，由于脱离“母体”和环境的改变，也不能不发生“异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流民到了关东，不能不改吃高粱米、棒子面，为了对付严寒，也不能不学着关东人的样子烧炕睡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使“复制”到关东的中原文化与“母体文化”逐渐拉开距离。而关东文化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全盘“同化”。这样，一种脱胎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而不尽同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的新型的区域文化--新型关东文化逐渐形成。尽管在“闯关东”浪潮潮起潮落的近代历史条件下这种新型关东文化还没有显示出绰约的丰姿，但已初见端倪，照史书上的话说，即“满汉旧俗不同，久经同化，多已相类，现有习俗，或源于满，或移植于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