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文章带了浓重的感情色彩和“党性原则”，当然是扬鲁（迅）贬周（作人）。但他提供的一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周作人的个性。据他回忆，两兄弟交恶，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信子奢侈，花钱大手大脚。佣人雇了一堆不说，自家的日本弟弟妹妹乃至父母都要招至八道湾供养，孩子一生病必用专车请日本大夫上门，鲁迅曾感慨自己用黄包车拉回的钱赶不上他们用汽车送出去的。
在周建人的笔下，信子就是一个不知好歹、歇斯底里的女人。可是在周作人忘年交徐淦的回忆中，五十年代的信子谦恭、节俭，待客周到，并不是周建人文中描述的那样。是否信子在周作人落魄之后性情大变姑且存而不论，从周建人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周作人对于妻子和子女的宠爱甚至溺爱。周作人可能算不上好儿子，好兄弟，但绝对是好丈夫，好父亲。当年鲁迅到底怎么得罪了信子，现在谁也说不清，可是周作人当初的表现是第一时间跳出来为太太撑腰，不惜和兄长一刀两断、和老母撕破脸皮。大家评价周作人为人温厚大约是参照鲁迅的嫉恶如仇、说话不留情面，殊不知至少在家事方面，周作人也有激烈的一面。
周作人在北平日占时期担任伪职当然是他在政治上洗刷不清的污点。据当时中共地下党领导许宝骙回忆，在前任教育督办死亡需有人接任的情况下，他曾领命游说周作人，是“两害取其轻”的做法，不愿让另一个更为“反动”的汉奸得手。周氏自己，据他以后的分辩，是因为更“相信自己”，觉得自己可以为保护中国文化出点力，这才同意担任教育督办。然而，这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周氏如果就是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或是图书馆馆长，估计大家还能理解他是为了奉养妻小和老母（鲁迅当时已去世，许广平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无法按月邮寄生活费）。可是这一当官，那就是目标大，声势足，原则大大有问题了。
分析他当“文化汉奸”的原因，固然有“行刺周作人”一案的阴影（估计是日本人搞的把戏），但更主要的不外是为家室所累，为盛名所累，和为他爱好安逸生活的“乐生”观念所累。当时周建人、胡适、冯雪峰等人不论出于亲情、友情还是党性，都曾经去函力邀他离开北平去大后方，然而终于都没有成功。但周作人当了“文化汉奸”，也并“没有杀人放火”（毛泽东评周作人语）。相反，据他的邻居回忆，他当年也曾接济周围的贫民（见徐淦文）。根据贾芝的回忆，李大钊的儿子和女儿也是因为他的援救，才得以逃出生天，到达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