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印度判断我军已在云南方向正与越南军队进行作战，可能难以同时应对西藏方向，所以才有恃无恐的对我进行战争威胁。但由于我军迅速增援部队迅速机动到位，并不断的从内地前调精锐的主力部队，印军开始感受到事态严重，于是要求苏联给予支援。印军感到大规模战争随时可能一触即发，有可能演变成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为此印度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既能否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同时苏联由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面临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困难，苏联当既表示，不能支持印度的战争，并要求印度放弃战争打算，与中国进行政治谈判，和平解决边境冲突。同时，苏联还派出特使，向我国表示要尽力制止印度的战争行动。印度内部的理智派也占了上风，于是印军开始主动后撤部队，脱离与我军的接触，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与我和平解决这次冲突。
鉴于印度开始从战争的立场后退，同时也表示了不想与中国进行战争的态度，并主动的命令位于桑多河谷的部队撤回原来双方传统控制地区，中国政府接受了印度的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８月，军委解除了西藏作战任务部队的任务使命，前出到西藏的部队和指挥机构陆续撤回内地。中国向印方移交了战俘和战死人员的尸体。
这是一次令人非常惋惜的战役行动，之所以最后没有能够达成收复藏南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后退，而因为我军在云南的作战行动，当时中央认为，不能在两个方向同时与两个国家作战，特别是与印度这样的大国，一旦战争开始，规模、时间和发展很难预料，所以才最终放弃了这次进攻战役，我们准备参战的广大指战员无不为之而扼腕叹息，如果当时开打，印度将不仅失去对我藏南土地的强占，还将失去他自认的两个王牌师－－第２和第４师，在我军的铁拳打击下，这场战争将比上一次战争打击更为惨重，因为我军为此调集的兵力和火力，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作战力量。
战略机遇就是这样，一旦失去了，就很难再找回来，印度应该为躲过这次打击和教训而庆幸，而我们也会为了这次未竞的行动而惋惜。正是由于这次冲突的警醒，印度新总理拉吉夫甘地上台后，立刻提出了与中国缓和的政策，并开始了双方的政治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但是现在印度又开始挑衅中国的忍耐力了，我们应该有所准备，充分利用印度进行的挑衅行为，迅速扩大事态，有理有利的一举解决与印度的边界纠纷，赢取实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