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在英帝国内部，防务问题之争是困扰英国与移民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诸多争论之一，争端的焦点是殖民地的防务应该由谁承担？是身为母国的英国？还是作为“英帝国的孩子”的移民殖民地？相比而论，这场争论在澳大利亚进行得尤为激烈。它开始于澳英围绕澳洲防务部署而发生的争执，进而对澳大利亚社会性质的变化与社会形态的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英帝国是在千千万万英国人受利益驱动而热衷于海外冒险与奋斗中形成的，因此，持续几百年的英国殖民扩张和拓展殖民地的活动具有明显的私人性和民间性特征。然而，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创建以及澳大利亚社会的形成则是例外，英国的“政府行为”使它先是成为英国的“海外监狱”，然后它又因英国推行的“自由帝国政策”而演变成为英国的移民殖民地。在人们心目中，澳大利亚是英国本土的“海外延伸部分”，是“一块放错位置的英国领土”。随着澳洲的发展与变化，派驻澳洲的英军的任务与职能由看押罪犯逐步变为拱卫澳洲防务，英国承担了澳洲的全部防务开支。
19世纪中期，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各英属移民殖民地内，具有自治属性的责任政府先后成立，英国政界和社会由此而对继续承担殖民地防务义务与开支的做法愈加不满。曼彻斯特学派的重要成员G·史密斯在《帝国》一书中写道：“为什么这些自由的地区不能支付他们的全部军费？他们已经得到了自治政府的全部权力，为什么不承担全部的自我防卫责任？”自由党领袖W·格拉斯顿在许多场合声称：殖民地应当支付自己的防务费用，因为“你不能把自由的好处与自由的义务相分开”；“如果一个社会不负责它自身防卫的常规事务，它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自由的权利和自由的责任绝对是联系在一起的，承担责任和享受特权同样必要”；“我不认为，不担负大部分自我防卫责任的政府是完全的、真正的自治政府”。
1861年，英国议会成立“殖民地军费特别委员会”，研究殖民地军事开支问题。针对“帝国的所有部分在遇到危险时都向帝国政府求援”的问题，该委员会提出了作为英国帝国政策内容之一的“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即：1、英国军队将逐步从殖民地撤出，集中保卫帝国的心脏地带；2、英国独自承担与帝国交通线直接相关地区的防务（如开普顿、直布罗陀、香港等）；3、殖民地应负责各自的地方防卫开支，等等。该委员会主席A·米尔斯指出：“殖民地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他们应该承担国内的安全和维护国内秩序的责任，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