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该帮助自己的外部防卫。”
接踵而至的是，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的突飞猛进，使英国的“维多利亚中期大繁荣时期”出现夕阳西斜的征兆，“70年代起，英国就感到了竞争的凛冽寒风”，英国的优势已是明日黄花。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欧洲和中亚，普法战争加速了这种转向。面对来自欧洲的压力，在英国朝野，传统的“自由帝国政策”遭遇置疑、抨击和否定，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意识到殖民地的稳定与帝国的巩固是英国霸主地位稳固的基础。在英国人的眼里，殖民地（特别是移民殖民地）的属性应由受英国保护和扶植的海外领地转变为拱卫英国既得优势地位的外围力量，殖民地的地区性利益应服从于帝国的全局利益，英属殖民地应为英帝国尽忠效力。总而言之，殖民地应为英国效劳，而不是英国为殖民地服务。曾力主放弃殖民地、声称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的保守党领袖D·迪斯雷利于1872年6月24日在水晶宫的演说中变换口吻，说道：英国人“以属于伟大的国家而自豪，并希望保持它的伟大；……他们属于一个帝国国家而自豪，并尽自己所能地去维护他们的帝国。”这一演说“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英帝国的现代概念问世的著名宣言”。
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迪斯雷利设想的帝国构架在概念上逐步成型，成为英国的既定国策。其要点为：首先，这是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有形帝国。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帝国的外交政策；英国的军事指挥系统是帝国的军事指挥枢纽；英国与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合为一体，形成以英国为核心的经济互利区域。其次，在国际政治中，帝国是英国抗衡欧美国家竞争与压力的有力武器。帝国的关税制度可使英国用于对付别国的关税壁垒；来自各自治殖民地的军队可在战争时期组成帝国联军，由英军统一指挥，按照英国的指令去冲锋陷阵。再次，维系英国与自治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自由、松散的联系”，而是以感情为纽带，即基于“双方的感情、道德和社会的同情”，明确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根据这种理念与政策，“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不仅减轻了英国的负担与责任，而且使殖民地的军事力量成为了英帝国海外防务的补充。
按照既定的“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在1862—1873年间，英国从海外殖民地陆续撤出了几十万驻军。这一方面将殖民地和平时期的防务变成了殖民地的自我防卫，相应的开支也自然转嫁至殖民地责任政府，英军由此不失体统地脱身于殖民地地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英国新的军事思想与理念，即将有限的军
队分散部署在“日不落”帝国的广袤领地上的做法不仅代价大而且效率低，因此不如将大量随时能够调遣的陆军集中于英国本土，由皇家海军确保能够及时将这些陆军运送到帝国的任何一个地区，以此构成最有效的帝国防务体系。1865年，英国议会专门通过法令，授权殖民地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特别是筹建海军。为此，在1868年和1875年，英国陆续派出大批军官前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提供相关的指导与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