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令聂震惊的,是他发觉这些受过新式训练的士兵所配备的来复枪,枪膛内竟然没有来复线。枪是由朝鲜自制(清朝曾赠送整套军械制造厂给朝鲜),却没有制造来复线的机器,没有来复线的枪只比古老火枪好一点罢了。
朝鲜除了边防废弛,地方政治也败坏。例如在富宁府,府尹竟然向来访的聂士成诉苦,说他任职四年来,“亏空钱四千余贯”,他想辞职,但朝廷不批准,他只有请求聂见到国王时代为求情。这反映了当地朝鲜官员根本无心政事,一旦面对强邻入侵,又如何能守土卫国?
聂士成在书中多次谈到他路经的朝鲜城镇“荒陋至极,民苦可知”。他看到朝鲜民众的贫困苦况,也看到社会落后和民情闭塞。他当然是用“天朝大将”的眼光来看待朝鲜社会的,因此笔下毫不留情:
“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可憎可怜。”
上述的严厉评语,反映了聂士成对朝鲜能否防俄或自保是颇为忧心的。“读书几成废物”这句话最为沉痛,说明了八百年来以儒立国的朝鲜就像清朝一样,保守传统的儒家文明已敌不过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因此面对帝国主义的不断挑战,只能落于下风。
朝鲜的“泥古”之一,是坚持千百年来的官妓制度。早在明朝时,便有些出使朝鲜的“天使”抨击这种制度,但朝鲜依然故我。聂士成来到咸镜城时,官员以歌妓来招待他。他“力辞之”,官员却说这是朝鲜古制,不敢擅改。他及后到了平壤,发现该城竟有官妓数千。可见朝鲜在亡国的前夕,地方官员仍是醉生梦死,不思振作。
聂士成有些记载很奇怪。例如,他由端川府来到群贤津,在“侍中台”看见一块朝鲜官员纪念先人功绩的立碑。聂一字不漏录下碑文。碑文只是对祖先歌功颂德,看似无甚特别之处,文末却有这句“崇祯纪元后九十四年”。明朝已给满清灭亡了九十四年,那个朝鲜官员却顽强地沿用崇祯纪元,而拒用清朝皇帝年号。聂录下这块碑文,也许暗示朝鲜的政治态度——怀明拒清。
其实朝鲜官民一直念念不忘皇明,除了与清朝交往的官方文书要被迫使用清帝纪元外,绝大多数采用“崇祯后”或“永历后”这样独特的方式来纪元。这种犯下清朝大忌的“政治不正确”碑文,是朝鲜西北部清使臣经过的地方所绝对看不到的。聂士成心中要问的也许是这个问题:清朝值得为背清的朝鲜而战吗?
聂士成到了元山港后,忽然接到电报,说李鸿章将在四月巡阅海军,要他立即回国。聂于是更改行程,横越朝鲜半岛至汉城,拜会国王高宗后,再取道平壤,他在那里碰到朝鲜从清朝回来的贡使——那应是朝鲜最后的贡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