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们正在静听农村妇女宣传员杨芝兰讲解抗美援朝的道理。
践行“爱国公约”成为北京妇女的实际行动。订立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一个创举，更是表示爱国决心和爱国行动的一种方法，集中展示了人民群众反帝爱国的斗争意志和斗争热情。在这项运动中，北京广大妇女也是走在前列的。1951年4月5日，市妇联召开普及抗美援朝宣传动员大会，着重提出要做好爱国公约的签订工作。随后，广大妇女积极行动起来，全市90%以上的成年妇女都参与了爱国公约的签订。如，二区的家庭妇女周瑞明提出6项爱国公约向全市妇女挑战，很快收到了1071件应战书。第五区妇女在一次广播控诉大会后，一天中就订立了2871个爱国公约。她们不仅注重公约的订立，更注重公约的执行。如，北京发电厂的家属们在签约时当场提出：“搞好家务，看好孩子，让男人安心生产。”清河制呢厂梳纺部女职工们喊出：“拣一个羊粪蛋（原毛里很多），就是拣一个炮弹。”因而提高了质量和产量。北京郊区的妇女也积极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爱国公约”。在一次麦收中全郊80%的妇女参加了生产，其中南郊五个农场中的360个女工决定每天延长工作1小时。正如张晓梅在北京市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所讲得那样：“在学校、机关、农村、托儿所以及在其他岗位上工作的妇女们，都实现了‘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的口号。”④
踊跃“增产捐献”成为北京妇女的自觉自愿。为了争取抗美援朝战争早日获得最后的胜利，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增产捐献活动的热潮。北京市广大妇女积极响应，迅速投入到这一活动中来。如，1951年6月14日，北京市各界妇女代表1300多人集会，通过了《号召全市妇女捐献“北京妇女号”飞机的决议》。当场有13个单位、270人捐献人民币9000多万元（旧币，下同），小米2000斤，还有首饰、黄金、银元等贵重物品。丰台镇杨大娘搞副业生产养了18只鸭，卖了25万元，全部捐献了。在她的带动下，很多妇女都搞起了副业生产，提出要增加三养（猪、鸡、鸭）。结果有6558人增了产，共认捐4677多万元。1区12派出所共捐献4000多万元，其中妇女捐献占到了80%。机电厂工人家属赵大娘，把每月给别人洗衣服挣得5000元钱也全部捐献出来。戏曲界的妇女则通过义演来捐献。这些捐献是无法用金钱的多少来衡量的，那是她们的一份爱心，更是她们的一份赤诚。在增产节约方面，妇女们也不甘落后，如清河制呢厂学习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每天回丝由6两多下降到2钱，合股机每天落纱由15次提高到18次，产量增加了100磅以上。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很难对北京妇女界增产捐献的情况拿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具体数字，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北京市妇女界在增产捐献活动中的热情是高涨的，效果也是显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