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女性大约有三个生活圈。一是贵族妇女的上层生活圈，包括帝王后妃、外戚贵戚等;二是以士人女子(官宦人家女眷)、农家妇女、工商家女子为主的中层生活圈;三是下层女子生活圈，包括深藏于宫掖的宫婢、舞妓和私娼等。贵族妇女生活圈是一个比较窄的圈子，其间差别不大;中层、下层妇女生活圈，跨度就比较大了。例如官宦人家女眷与农家女、工商家女子差别就很大，前者生活大体上是优裕而安定的，而后者则不免于冻馁。但就唐代而言，士、农、工、商，统属于“良户”，或称“良人”(即“良民”，唐人避李世民讳，以“人”为“民”)。《唐六典》:“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四人”就是封建社会基本民众的构成。相对于“良户”来说，下层妇女的圈子就是属于“贱户”亦即“贱人”了。良、贱之分，根本区别在有无人身自由。凡属“贱户"妇女，都没有人身自由，归官府某一部门管理，可以买卖;良、贱之间不能通婚，凡良、贱间通婚者，要受到法律惩治。下层妇女的名色颇杂，如在宫中供驱使的宫婢，供官府驱使的官婢，为官吏、贵族个人所有的奴婢、家妓以及在长安以卖艺为业的歌、舞妓，从事娼妓业的私娼等等。宫禁之中专门侍候皇帝的宫女是一个特殊的女性圈子。她们或是唐政府“采择”自民间的良家女子，有的甚至是士人们的女子，但一入宫禁，即失去人身自由。这些人不同于皇帝正式纳采的后、妃、嫔等，但有极少数人可能因皇帝偶然的宠爱而身份骤贵。如上官婉儿，是高宗时西台(即中书省)侍郎、位居宰辅之位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得罪武后，与其子庭芝同时被杀，家眷籍没，时在襁褓的婉儿随其母配入掖庭为奴。按这一经历，上官婉儿即属反逆罪犯子女，长大了只能作一个宫中粗使的宫婢。但婉儿长大之后反以以其聪明文词受武后、中宗宠信，中宗时拜为昭容。“昭容”为皇帝“九嫔”之一，在宫中的职位是“正二品”，已是皇帝正式的妃嫔了。上官婉儿的遭遇当然是极个别的例子，但在有唐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与上官婉儿遭遇相似的例子却也不能说是绝无仅有。大量的自民间采择入宫的女子，虽为良家女，一旦没入深宫，即与外界隔离，极少有机缘得皇帝宠幸，只有在宫中虚度青春的份儿，虽非“贱人”，却与“贱人”相差无几。可以说，宫女是与以上三个生活圈子的长安女性不同的一群女性。
考察现存唐诗，所涉及的长安上、中层女性的诗为数甚少，涉及下层女性和宫女的诗相对比较多，尤其是与宫女有关的诗，竟衍为唐诗题材中一大门类，总称为“宫”或“宫怨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