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华提出的这一方针，是有强有力的依据的。他在报告中指出：长春守敌的特点，一是部队复杂，有土匪伪军改编的，有云南部队，也有中央嫡系等，相互歧视排斥，彼此矛盾很深。二是长春敌人已断绝陆上供援，成为“孤点孤军”，军事上已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而且，随着解放军给予打击的加重和被围时间的持久，内部困难还会增加，矛盾还会加剧，士气还会越来越低落。三是长春敌人大部分是被解放军歼灭和打击过的，对解放军的声威了如指掌，对解放军的优俘政策也十分清楚；尤其云南部队对潘朔端起义、东北地方部队对王家善起义，都有巨大影响。四是敌人现在的组成已大部分为东北本地的新兵和收编的土著地方武装，与解放区有着若干社会关系，士兵又大部为强迫被抓，对蒋介石心怀仇恨和不满。所有这些，都是政治攻势能够取得奇效的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萧华还对“三位一体”中，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经济封锁的关系与配合，作了精辟论述。他说：每次军事行动都为政治攻势打开了大门，而同样，每次政治攻势又为军事行动打扫了道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有力的经济封锁，则既依赖于有力的军事行动，又更有效地促成政治攻势的达成，也成为三者中密不可分和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各部都要紧紧抓住这“三位一体”的攻城方针，运用“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高超艺术，创造各种各样的“心战”方法，与长春守敌打一场“特殊的战争”。
从五个方面进行的这场“特殊的战争”，被国民党守军视为洪水猛兽，也恰恰说明中共统战政策和工作的无比威力。
这一场“特殊的战争”，围绕着五个方面进行和展开：
一、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展开对长春守军的心战，为此，还设立了专门的“党政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
围城之初，市郊的农民和小商贩还允许进城，解放军就采取“夹带”的方法，选择部分可靠的人员，将传单、《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等宣传品，分成小捆小包，伪装成各式各样的商品，让他们带进城去。为了安全，武工队员们还常常直接将他们护送到国民党军的哨卡边，直到他们进入守军防区为止。贩运火柴的商人，进城卖菜的农民，都是很好的“夹带”对象。有些比较重要的宣传品，就让武工队员或党的地下交通直接来往带送。后来，解放军对长春实行严密封锁，来往商贩也禁止放行之后，城内守军实行“杀民养兵”政策，许多家庭被洗劫一空，大量居民被驱赶出城。这时，做好难民的收容、教育和发动工作，就成了对长春守敌展开心理攻势的重要内容。围城解放军各部遵照上级指示，尽力省出粮食、菜金、衣物，设立难民收容所，以收容、救济出城难民。收容所工作人员对他们热情接待，供给食用，给医给药，并负责疏散遣送。这样的收容所在长春城四周有几十个。最多时一天就接待出逃难民近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围城期间，解放军共收容、疏散长春难民15万多人，发放救济粮4000多吨、食盐5万斤及大量钱物。解放军这些为民的行动，与城内国民党军害民的罪行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成了最有力的教育和发动工作。难民们纷纷捎信给城里的亲友，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恩德，控诉国民党的罪行，有的干脆就要求参军，或携带宣传品回城散发，做亲友工作，甚至直接去做国民党军的瓦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