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又一波的“索尼娅热”
《索尼娅的报告》出版以后，轰动了读书界，各种名目的奖项接二连三向鲁特·维尔纳“袭来”。对此她非但不感到荣耀，反而产生了厌恶情绪，她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可做过头，奖掖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做过了头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容易引起人们反感。第四次向她颁奖时，她终于忍耐不住，发开了脾气，她当众发誓，从今以后再不跟着“起哄”。这就是鲁特·维尔纳的性格，面对荣誉她的言行反倒越来越谨慎。
每一次作品朗诵会，面对读者和听众的掌声，她总是禁不住扪心自问：我是否欺骗了他们。因为在她看来，过去做过的事情不论今天看来如何惊心动魄，但那都是她心甘情愿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今天未必理应受到人们的喝彩与推崇。更令她心情不安的是，这本书并未完全真实地反映她的经历和感受，这始终是她一块心病。她想到了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绞刑架下的佐尔格；她想到了吃尽牢狱之苦的克劳斯·福克斯；她想到了曾经与自己一起生活战斗过的鲁道尔夫、恩斯特，还有那些与自己一样历尽千辛万苦，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做了许多工作，却不明不白地“失踪”了的战友……她不得不删掉那些写在书里的文字，为此她感到内疚，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个骗子。
1989年秋天，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在最后一次统一社会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年逾八旬，白发苍苍的鲁特·维尔纳当着现任党的总书记克伦茨和继任总书记克劳斯·吉西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说过，一旦你走进党的机关，要么你得胃溃疡，要么你毁掉自己，要么你卷入权力之争。只有这三种可能性。经过了这样一场动荡，经历了刚刚发生的剧变，今天我要说：回到机关去，好好工作吧，为变革未来而工作，做个清清白白的社会主义者！我是有这个勇气的，我是乐观的。”她为之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了，可她的理想并未破灭。德国是个有工人运动传统的国家，对于她这样历经考验的共产党人来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是很自然的。为了弥补《索尼娅的报告》留下的遗憾，她找出原稿，加写了一个后记，寄往英国出版。
1990年，《索尼娅的报告》英文本出版了，像当年在德国一样，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与德国人的反应不同，英国人对泄露核技术情报更为敏感，它在政界和舆论界引起一片哗然。英国人立即派出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赶赴柏林采访鲁特·维尔纳。起初老太太不肯接见，把这些英国记者关在门外，可这些身负重任的记者凭着职业的韧性，一拥而入，软磨硬泡，弄得老太太毫无办法，只好接受采访。他们还采访了与此案有关的克劳斯·福克斯、于尔根·库钦斯基。随行的情报研究专家恰普曼·品切尔，得知鲁特·维尔纳工作做得如此精细，颇为感慨地说：她得到的那些材料，的确都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报，英国人却始终未发现是她干的。她称鲁特·维尔纳无疑是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