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前所述，贝利亚的好些言行是在斯大林在世时就坚持的。至于“大清洗”与他无关。1936年到1938年那是叶若夫的“市面”。贝利亚是1938年“大清洗”结束后才任内务人民委员的。他接替叶若夫后的1938年10月17日，就竭力请求上层出台了一个谴责已实行了多时的不法侦讯方法的决议。小贝利亚写道:“像我父亲，就千方百计阻止制造违法乱纪行为。就算不是全部，但总有一部分是做到的。”“我父亲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镇压政策。遗憾的是我不知道准确数字，但当时有数十万人从集中营被释放出来。”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写的一段话可作为旁证:“对贝利亚的任命显示……这个人应在为时不晚的时候去纠正叶若夫的胡作非为。应该记得，在1938年底和战争开始前这段时间中释放的人都是在贝利亚任职期内获释的。人数很多，我不知道在其他领域里所占的比例有多大，但《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一书载明，正是这几年释放超过1／4的在叶若夫时期被捕的军人。因此有传闻说，贝利亚恢复了公正，力图纠正叶若夫作的孽，这些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小贝利亚说，1939年和1940年逮捕仍在进行，但这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倡议的，而是根据中央组织部的要求、斯大林的个人命令和政治局的决定。比如，1940年8月1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的关于处罚劳动纪律破坏者的命令，就不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或其副手们签署炮制的，也不是产生于惩罚部门内部的文件，而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甚至它也是间接的。一切均由党的上层决定。这是公开的秘密。但有一些事，新上任的人民委员也办成了。一个特殊的例子是:贝利亚故意延缓死刑的执行。如已被宣判死刑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最后没有被枪毙；而另一个叫万尼科夫的，判决后一直在牢房等待处决。有一天斯大林想起了万尼科夫，说，真可惜，这种现在急需派用场的人没有了。贝利亚就趁机对斯大林说:“如果事情起突然变化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万尼科夫获释当上了人民委员，后来三度评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我的父亲贝利亚》中译本校订者、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徐葵还从另外两位俄国学者津科维奇和姆列钦的有关著作对照这本书，归纳出贝利亚做过的一系列好事，诸如:在斯大林死后第一个提出要反对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主张实行党政分开，工农业等经济问题应让政府去管，党不要多加干涉；认为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有自己的农业传统和特点，不可搞集体农庄；主张在苏联的民族关系上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限；主张修好与南斯拉夫关系；主张两德统一(前文已重点提及)等等。
贝利亚在五十五年前就“盖棺论定”了。但世事变幻命运无常，解密档案释放出的幽灵，穿过尘埃厚积的时空，无声而固执地向世人质疑着历史给予他的鉴定的真实性。如果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些都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可千万不要像互联网上盛传一时的“秦桧政治遗嘱”那样的谬误)，那么，是否该给蒙罪的逝者一个公道？这成了生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责任是无比沉重的。我们常说，让历史和时间来裁判吧。听起来很悦耳，实质上不无推诿责任的味道。为什么我们这一代就不尝试着努力去完成呢！(顺便提一下，读今年出版的《波兰十月风暴》很有些遗憾: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该书作者不可能未曾看到早于他七年就出版了的《我的父亲贝利亚》。对小贝利亚费尽力气诉说的这一切，是质疑，是反对，还是赞同，如果能够表个态，给我们这些门外汉作个指点该多好！可惜来了个闷声不响)
小贝利亚的这句话我想还不属于空中楼阁--他在书的末尾写道:“历史是可以重写的，这样的事例已有过不止一次……”
附记 谢尔戈·贝利亚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中，详细地重述了赫鲁晓夫如何以伪称召贝利亚来开会，加以逮捕、审判然后处决的官方说法，然后说出自己以为的真相:是在未经任何侦查及审判的情况下，由特别行动小组闯入他家里直接枪杀的。
2008年9月9日《环球时报》“史海回眸”版张克俊《贝利亚死因之谜》一文报道说:不久前出版的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披露的事实证明小贝利亚所述无误:“谢尔戈·贝利亚上述说法居然还有旁证:一个保持沉默半个多世纪、名叫杰韦宁的人声称，当年他曾亲自参加拘捕贝利亚，并证实贝利亚确实是在其官邸被当场击毙的。此人最近以'官邸行动'为题在俄媒体撰文说，铲除贝利亚实际上是早有预谋、周密计划的绝密行动。为实施这一行动，苏联当局事先秘密组建了一个由18人组成的特种分队，其直接领导是时任内务部副部长克鲁格洛夫。杰韦宁一口咬定，他曾是特种分队队员。”接着，该文还转述了杰韦宁执行该项谋杀任务的详细描述。
我把这段话引在这里的目的是，从旁可以证明，小贝利亚所说的许多事情基本是可信的。
（摘自《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