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浪战斗的失利，使九军减员增至三分之一，排以上干部伤亡极大。军参谋长陈伯樨、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壮烈牺牲，军长孙玉清负伤，部队元气严重挫伤。对此，徐向前甚为震惊和痛心，心头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古浪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没有及早组织突围。为此，陈昌浩将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前往九军，进行整顿。徐向前令三十军在四十里铺负起遏阻追敌的任务，置九军于二线进行休整，总结教训，调整建制，争取早日恢复元气，以利再战。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带建立根据地。陈昌浩表示，西路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能够完成任务。徐向前皱起眉头，语重心长地说：“昌浩同志，现在可要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样一家伙，与过去的形势可不同啦。我们究竟怎么个打法，在这带能不能站住脚，这里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都是问题。关键是看敌我力量的对比，一厢情愿是不行的，我看还是大家好好讨论讨论吧！”陈昌浩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为九军的损失完全是该军领导人指挥失误造成的，而不是马家军有战斗力的表现。他漫不经心地说：“现在形势已经好了，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徐向前再也无法按捺，异常严肃地说：“你的估计是毫无根据的。所谓'基本击溃'要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但现在呢？是敌人在进攻我们，我们在防御敌人。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持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这天晚上，徐向前和陈昌浩争得面红耳赤，谁也无法说服谁。漫漫寒夜，窗外的西北风夹着黄沙凄厉地呼号，使这场争论显得愈加恼人。徐向前、陈昌浩裹着羊皮大衣，踩着取暖的烤火盆，相对而坐；他们时而争吵，时而沉默。陈昌浩认为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徐向前认为他头昏脑胀，根本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他们的争论毫无结果，在默默无语中不欢而散。最后，陈昌浩利用召集干部会议宣布撤掉九军军长孙玉清的职务之机，怒气冲冲地说：“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们击溃，形势大好，在永凉地带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是具备的。不相信这一点，就是夸大敌人的力量，灭自己的威风。”会后，陈昌浩还找了军政委员会的一些人个别谈话，准备对徐向前的“右倾路线”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才作罢休。
争论暂时平息下去了。徐向前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
11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总指挥部从凉州城外进抵永昌城。行前，有情报说河东的毛炳文部已奉令开赴河西，增援“二马”，对付西路军。徐向前判断，“二马”是地方军阀，最怕蒋介石的部队借“剿共”的名义侵夺其地盘，他们为示强而拒毛，必将倾力寻西路军决战。根据这带的地形、给养、民情等条件，西路军与敌人决战是不利的，迫不得已时应坚决放弃永昌、凉州，向敌力空虚的甘西地区进军，按原定的计划行事。这时，李先念向总指挥部报告，马家军以5个团的兵力向四十里铺的三十军阵地发起猛攻，红军因子弹缺乏，全靠大刀、长矛拼杀，与敌激战3日，歼敌2400余人，仍未能阻止敌人的攻势，坚持下去困难很大。徐向前同意三十军西撤一步，至永昌东南的六坝、八坝一带继续阻敌。另据五军军长董振堂报告，山丹地区也有敌人的骑兵活动。西路军不进不退，面临强敌前后夹击、分割包围的危险。
为争取主动，摆脱困境，徐向前于11月24日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行动方针。他指出：第一，马敌现虽伤亡5000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补充，人马子弹均有，仍然继续与我拼战。第二，马敌战术系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黄昏后畏我夜战，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则集兵猛攻另一点。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则难缴获，败即无生还。第三，永凉地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少房，尽是堡寨，不便我军迂回抄击。第四，我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的兵力，激战终日，即可耗尽弹药，矛刀、刺刀又少，难阻敌攻。九军现有4600人，步枪1800支，每枪平均子弹不足两排；五军不足4000人，枪弹更少；三十军近6000人，步枪2000余支，每枪子弹仅二三排；骑兵师人马约500，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拟壮大骑兵，但筹马困难。第五、九军激战古浪，受大损失，正在休整；三十军激战四十里铺，子弹耗尽，全靠大刀拼杀，已伤亡500余人；五军更弱，指直在永昌，大部担任城墙守备的任务，敌马彪部有3个团正在永昌城郊附近活动。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请求中央军委迅速指示下一步行动方针。陈昌浩也在电文上签字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