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的人口估计在1500－1800万之间，在武帝初的元光元年（前134年）增加到约3600万。武帝中期开始，人口出现了多年的停滞和负增长，到末年（前87年）下降至3200万。此后增长恢复，到西汉末年（公元2年）达到约6000万的高峰。此时西汉不计西域都护府辖地的领土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4&127；.63（人／平方公里，以下同）；则武帝初的人口密度估计在10左右，绝对低于此数。因此，从总体上说，西汉的扩张与人口压力毫无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开疆拓土的行动发生在人口远非最多的阶段，而在人口接近高峰时非但没有再采取任何扩张领土的举措，反而会有所收缩。
汉武帝在北方和西北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从打击匈奴的实力出发的。所以尽管曾多次深入蒙古高原，但一旦战争役结束就退守长城一线，稳定的领土没有超过秦朝的范围。河西走廊的获得也是匈奴战败投降的结果，由于该地具有断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和联接西域（今新疆和中亚）的战略地位，控制并加以巩固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同样，在羌人的故地湟水流域设置政区，主要也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西汉在西域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为了与匈奴争夺控制权，是对匈奴战争的延续。唯一的例外是大宛的用兵，这是个别招摇生事的汉朝使者挑拨的结果，而汉武帝以为大宛不堪一击，将出兵的美差交给了宠妃李夫人之弟李广利，以便他能立功封侯。这场历时四年、付出了十多万人的生命和无数牲畜物资等惨重代价的战争，搞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得到的只是千余匹“天马”的战利品。汉武帝在西南的多次用兵，目的有三:一是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扩大领土，使不同风俗、不同语言的各族纳入版图，显示自己“威德遍于四海”。正因为如此，这类战争在当时就受到普遍的反对，以至武帝也不得不下诏罪己，停止了在边疆的军事行动和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一带）的屯戍。
西汉初年的文帝时期，晁错提出过“徙民实边”的建议，但其着眼点主要是利用内地的罪犯和贫民充实边疆，并不是内地人口太多。武帝时，人口相对稠密的关东在灾年出现了大批流民，安置困难，于是新开拓的西北边疆成了移民的最佳场所。到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为止，迁入的移民累计有80多万，定居于河西走廊和今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宁夏、青海东部。由于移民的迁移和定居完全依靠朝廷提供的粮食、种子和物资，使朝廷多年的积累耗费一空。移民的巩固也完全靠法律和强制手段维持，自由迁入受到限制。所以尽管在武帝以后的七八十年间关东局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增加，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却再也没有实施向边疆的移民。在西南，官方也没有组织对新拓领土的移民，大多只是四川盆地内的居民自发地向南扩散。与此同时，汉朝在南方却不止一次地弃地移民，在征服东越、闽越后都将当年越人迁至江淮之间，造成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全省长期近于无人状态。在撤销海南岛的政区时，也将愿意内迁的人全部迁走。
还必须指出，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主要是依靠声威，而不是使用军队。由于补给线太长，就地生产的粮食数量有限，当时不可能在西域维持过多的驻军和行政人员，常驻人员不过六七千人。东汉对西域的控制几度中断，在其得以维持的阶段，常驻人员比西汉还少。除了少数因种种原因流落在西域的人以外，汉朝的移民从未越过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关。
除了西南局部地区以外，东汉的疆域从未超过西汉的范围，尽管东汉的人口峰值实际上并不低于西汉。而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以外的土地设置为永昌郡，只是当地民族归属的结果，从未发生过战争。而且东汉期间，匈奴、羌、乌桓、鲜卑和西域诸族开始内迁，最终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持续数百年的大规模少数民族内迁。
二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后，它的疆域并没有恢复到西汉时的幅员，其东北以辽河与高丽为界；南方虽一度灭了林邑国，但不久就已退至北纬18°一线。此后隋朝从东突厥人手中夺回了河套，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又从西突厥夺取了今新疆哈密地区。大业四年（603年），隋炀帝趁吐谷浑被铁勒打败之机，灭了吐谷浑，取得了它的故地，其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但这些疆土的开拓有的只有军事上的意义，有的存在的时间很短。如与东突厥的界线虽划定在阴山以北，但隋朝的行政区实际仍未出阴山山脉的范围。吐谷浑首领到大业末年就又复国，在今青海境内所建政区到唐朝时也未恢复。
隋朝人口最多时估计为5600－5800万，还没有突破西汉的记录，其直接统治的范围与西汉大致相仿，但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南方容纳的人口比西汉时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并不存在人满为患的问题。相反，在隋炀帝穷兵黩武的情况下，到处出现了田园荒废的景象。正因为如此，隋朝对新辟土地，除了实行军事控制外，无法实施有效的移民。如对吐谷浑旧地，虽又“置郡县镇戍”，却只能“发天下轻罪徙居之”，人数显然是相当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