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云南潜水员耿卫发现抚仙湖水下建筑遗迹以来，引起新闻媒体的极大兴趣，中央电视台决定就此策划一个科学探秘，同时具有考古学科普教育意义的大型节目。在国家文物局、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等各级政府部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等学术机构的支持下，终于立项付诸实施。 前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抚仙湖水下考古勘察启动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队动用了ＲＯＶ（缆控水下机器人）和海军潜器，同时哈尔滨工程大学提供了声纳探测湖底地形和遗迹的高科技设备和技术，并邀请建筑考古学、普通考古学、地质学、地震学等有关专家亲临现场，联合进行了这次水下考古工作。 ２００１年６月３日上午，中央电视台与云南电视台联合以《东方时空》“直播中国”栏目，用了２小时４５分钟的时间，以卫星转播向全国现场报道了抚仙湖水下考古勘察实况。这是我国首次水下建筑考古，也是首次水下电视直播，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
澄江县一带自古以来就有流传甚广的抚仙湖底有沉城的传说，抚仙湖底的千古之谜，引起了人们巨大的好奇心，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电视直播之后，笔者接到十余起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对于电视直播的成功予以赞扬，同时都认为限于时间，笔者的分析意犹未尽；有些人建议，在近期中央电视台如能播放一个专访，进一步对沉城进行分析才觉更为圆满。现在我先草拟这篇文字见于报端，向人们说清我的初步看法。 在前阶段水下调查的基础上，笔者于２００１年４月７日赴现场作为期一周的环境考察，同时观看了水下录相。湖东北近岸一带水下遗存大量条石砌体遗迹，并发现表面凿痕和条石间的石灰砂浆；同时，还有成片的乱石砌筑，乱石上有石版叠压。可以确认这些条石、乱石和石版是人工构筑物的遗迹，完全排除了自然岩石的说法。而且１９６８年海军军探测的二维图像已表明东西１３００多米、南北约２０００米的范围内，水下积石８堆，可以说这是一处水下的建筑群大遗址。 抚仙湖是我国第二深水湖，湖中部深达１５７米。地质学考察，它处于东西两山之间的断裂带上，在２０万年以前还只是一条带状水流，由于不断地震引起岸边山体滑坡塌陷，水面不断扩宽，尤其东岸地壳运动更为活跃。清初以来，东岸已有三座村寨因地震而沉入湖底。这个建筑群大遗址，也应是大地震导致滑坡而沉入湖底的。水下砌体遗迹现象表明震灾所造成的破损，进一步排除了湖水上涨被淹没的可能性。 已勘察的Ａ２、Ａ３两组构筑物遗迹位于北纬２４°３６′３５″，东经１０２°５６′５０″。据附近戴村的老人反映原来湖水落潮时积石最高处可露出水面，他们儿时在湖边嬉水，可以游到露出的积石上休息。８０年代初，该村居民纷纷打捞水下的积石作为建筑材料使用，以致形成现在积石最上面铺砌的石版面层和乱石底层的残缺状况。 没有文献记载，破解湖底遗迹年代之谜主要靠考古学手段。在尚未取得考古材料的实证之前，要作一嫌疑预测，则当地流传甚广的城市沉没以及百龙闹海危害民众的古老传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它反映了历史上特大灾难的痛苦记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说有与史实相符的内容，即水淹东岸，至北岸停止，至今北岸沉城附近被称做“镇海营”。
这次水下考古应用了多种国际先进的高科技手段，从而得到极为可贵的遗址资料。其中之一便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徐新盛教授所领导的一个现场声纳探测小组所提供的探测报告，它对这一建筑考古学个案的破解极为重要。另外，ＲＯＶ和潜器也分别摄录到长达３０、宽３—５、高１．５—４米的石砌墙体遗迹。笔者解读湖底彩色三维动画成像和二维１米等深线地形图，确认东北岸附近水下存在古城遗迹；并在现场绘出水下古城遗址平面草图,和主体建筑原状初步设想的速写，以满足广大观众的好奇心。
据此初步推测，古城原选址在湖滨较为平坦的地段，遗迹分布范围东西约１４００米，南北约２３００米，约为３．２平方公里；探测范围以内石砌城墙环绕的古城，占地面积约３５公顷。城市布局面向大湖，主轴东西向，西门为主要城门，西门外有南北向大道。由于声纳探测范围仅到大道西边，所以大道距湖滨的距离无法推测。笔者自现场返京后，于６月８日接到耿卫自抚仙湖打来的报喜电话，说他在电视直播后，又潜入湖底按照声纳探测图西门座标位置核实，找到了西门，测得门道宽度为３米左右，两侧各发现一个石柱（其中一残），另一处，并发现人像浮雕等。古城并有南门，门外坡地上沿等高线有向南的道路。
从西城墙有向南、北继续延伸的趋势来看，似乎南门外和北城墙以外也是城内地段，１９６８年声纳图显示在Ａ６以西５００米处还有Ａ７和Ａ８积石；Ａ２以北９００米处还有Ａ１积石，很可能探测范围以外的南、北仍为城内地段，也就是说，此城大约有南、北郭城，３５公顷范围仅是内城。
城市总平面显示，Ａ３是全城的主体。Ａ３位于城中心的一座石岗上，距离现在湖岸２００米。根据勘察录相材料和声纳探测图像判断，Ａ３积石是建在一个岩石岗上的条石砌体遗迹，推测可能是类似玛雅阶梯金字塔状体形的高级建筑群基坛；顶部呈平坦的广场状，广场地面用石版铺装、乱石打底。 基坛顶铺装的石面上发现圆形卯眼状的构造痕迹。圆卯似乎供插入柱脚榫之用；有的圆卯中并有蘑菇状石钉桩，显然是出于扎结绳索的目的。据此可知基坛上原有建筑设置。 在Ａ３台壁发现横长约１．２米、纵宽约０．６米、略呈梯形的石版。其上三边刻有线框，中间有蛇形的浮雕，其旁并有对称的一块。蛇是滇文化常见的艺术题材，这一发现，不但进一步证明了这是王者所有的高规格建筑，而且似乎也为滇国宫廷建筑的推测提供了佐证。 浮雕为石灰岩石版，版面已被湖水溶蚀出许多坑斑，可推知在水中浸泡时间在千年以上。 关于古城的断代以及该城性质，据现有材料略可作一初步探索。 该地段属于现在的澄江县，此地的方志成书很晚，可能始自明朝。这一带的地震记录始自１５００年前，５００年来这一带的大地震约有５０起。如抚仙湖海口矣渡村岸边的一个清初朝廷派出的旗人村寨——大营，于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年）农历十月十四日因地震沉没，有嘉庆四年碑记录了此事，而且当地村民至今仍有与史实相符的传说。清朝类似的沉没事件，还有另外两处。但对于这座古城沉没的重大事件却没有记载，可知沉没的时间要早于５００年前。传说常常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当地流传甚广的沉城传说已发生神话变形，可知传说渊源之久远，可以设想城市沉没要早很多。早到什么时代，大量花岗岩条石的加工，决非石器，也不是铜工具所能制作的，这就是说，古城的创建可以排除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可能性。
遗址已完全表明古城中心地区有秩序地布置许多工程量大、工程质量高的岩石建筑伟构群组，应是社会权威者所需求、社会发达时期的产物。这一带历史上发达社会非滇国莫属，这些建筑非滇王莫属。这些高台建筑类似战国至西汉中叶盛行于中原的宫廷建筑形制，它应是与青铜技术一起传入滇国的。
４月中旬在Ａ３上层石版下取得作为垫块的食后螺壳标本，经北京大学放射性１４Ｃ测定，为距今１７５０年土１００年。１４Ｃ断代数据的基点是１９５０年，距２００１年还要加５１年，也就是距现在１８０１年；再加１００年，为１９０１年。也就是说，螺壳约为公元１００年的遗存。１４Ｃ测定年代有一定的误差，而采用螺壳标本的误差就更大。如果设定有２００年左右的误差，则它正是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１０９年）赐滇王金印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它表明滇国历史进入新的稳定发展阶段。《汉书·西南夷传》载：汉帝赐“滇王王印”同时，申明允许滇王“复长其民”，即汉朝中央政府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只是一个形式。滇国顺从汉朝之后，消除了前一时期战争的威胁，开始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局面，这时建造离宫别院是情理中的事。推测这座水下城址创建于此时应是合乎逻辑的。 关于创建时代的另一种分析：１４Ｃ测定的年代——公元１００年或稍晚，即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或稍晚，大概时值滇国没落阶段或已消亡，都城改作它用。测定所用螺壳发现在台顶铺装石版之下，有可能是后来利用原有台基整修地面时垫上的。因此，１４Ｃ数据不反映创建的年代。如果是这样，则这座滇王离宫的创建时间可能要比汉帝赐印时为早。 滇国都城（滇池城）在今晋城镇，正是滇池与抚仙湖两湖流域的中心。从国都至抚仙湖仅１２公里，到沉城址也只有１８公里，与国都联络相当便利。这一带是国都的近畿地方，在近畿浩如烟海、风光绮丽的大湖之滨建立离宫，从规划学的角度来看可谓最佳选址。
西汉末，内地汉族移民日渐增多，郡县制日趋完善，滇王势力有所削弱。大约至东汉中期，滇国地方政权被汉郡县统治所取代，滇告消亡。大概此时，益州郡治才由驻守犍为郡南“遥领”正式迁到益州的中心滇国都城——滇池城，真正行使太守的职权。此时将抚仙湖畔的滇王离宫改作县治——俞元县，是完全可能的，并有文献可证： 《汉书·地理志》载：“俞元县，水在南”。抚仙湖古称“龙池”，“水”指龙池，即抚仙湖在俞元的南面，但没有说明城是否在水边。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则明确说明了城和水的关系：“温水”条记：“……桥水注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县治龙池洲”——俞元城在“龙池洲”上。这就是说，俞元城坐落在抚仙湖滨向湖心突出的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段上。查抚仙湖边历来没有城市，唯有现在所发现的这座水下沉城遗迹。几乎可以认定，此沉城就是俞元。 废弃的离宫改为俞元县治所在，便成为群众居住的城市，所以必须扩大城郭，推测离宫南、北外城有可能是改俞元县后扩建的。
史家历来认为汉俞元在史书上消失是个谜，在历史上，即使俞元建制变更，地名也应保留或留下更名的记载，但南北朝以后俞元信息中断。抚仙湖北一带古城线索清楚，都与汉俞元无关。俞元城到底哪里去了？现在有了答案：俞元随着“龙池洲”一起沉入湖底，它正是我们现在探察到的这座水下残存的古城。
关于俞元城沉没的时间，目前尚难作出明确的判断。６月３日水下考古在Ａ３附近采集到一个泥条盘筑的粗糙陶片，又在Ａ３已错位的条石砌块间获得一个积垢甚厚的陶釜。陶片没有层位关系，不说明更多的问题。陶釜附着很厚的碳酸盐，可知沉湖年代久远。在现场未能去垢清洗，看不到陶质和制作工艺的表现以及使用迹象，无法作进一步地分析。观其形制，为大口、长颈、短腹、折肩、圜底而略平。有的云南考古专家说类似器型在滇池地区以前有所发现，时代大约在战国晚期至南北朝时期，甚至到唐，使用时间较长。这件陶器的遗存部位不能表明与建筑同时，不排除后来掉进湖底的可能性。关于沉城时间，文献线索继北魏关于俞元的记载之后，大约还有唐时的材料，目前只能笼统地说有在唐朝沉没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