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领域中的重点课题。在中国的东方地区，自北而南分布着以燕山和西辽河为主的燕辽文化区、黄淮下游的海岱文化区和长江到钱塘江的太湖文化区，这三大文化区均自成体系而又相互关联，在研究包括文明起源在内的中国古代社会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１０月２６—２９日，由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隆重举行。与会代表９０多人，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会议期间，中外学者就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东方地区在中国文明发展和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等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广泛的交流。
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复
杂化进程和国家的产生
邵望平先生从考古发现来讨论礼的本质与其在文明社会形成中的作用。认为相对于野蛮而言，礼制代表着文明、秩序和进步。古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统治者的贪欲，国家是对贪欲的制衡与引导力量。黄淮流域的早期文明是靠礼制建立正常运转的社会秩序。礼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是与黄淮流域以人为本、以现世生活为本的思想传统分不开的，而与神秘的萨满巫文化传统有所不同。“以人为本”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王权高于教权，王权至高无上。礼制是人本传统、祖先崇拜、王权至上等文化因素的综合体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崔大庸先生也指出凡是竭心尽力为“神”的文明，或盛极一时，或停止不前，进而迅速或逐渐衰败。如玛雅文明、良渚文明。相反，凡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类着想的文明社会都不断的发展壮大。这样的社会把敬神的活动变成了理性的礼仪制度和为人类服务的工具。中国古代文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王巍先生指出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以外的其他文化和社会并未沿着原来的发展轨道完成其全过程便中途“夭折”或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被纳入到以中原地区夏商王朝为中心，或在其强烈影响下发展的轨道上来。他从地理环境、军事较量、抵御自然灾害的对策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大变革的原因，探讨了华夏集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优势所在。
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栾丰实先生认为海岱地区的早期文化自成体系，其古代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渐复杂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社会组织和结构方面的深刻变化。他从分析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房址、墓葬等的相互关系入手，将海岱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平等社会阶段、由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过渡阶段和分层社会阶段。其中大汶口文化中期是分层社会形成时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形成具有三层结构的金字塔形聚落群；龙山文化时期三层结构的聚落群、中心聚落有城墙环绕已成为普遍现象，个别地区出现了四层聚落形态。张学海先生也提出史前聚落的存在形态经历了零散分布到成群分布的重大变化，反映了氏族、部落、国家的发展过程和以国家诞生为标志的文明诞生过程。“都邑聚”的国家诞生标志关键是“都”，部落向国家过渡，集中体现在部落中心向-中心及过渡的转变上，并指出中国不存在酋邦时期。高广仁先生对先秦时期的“淮系文化”做了整体分析，他认为淮夷文化的主源是裴李岗文化。大约在前５５００年左右贾湖类型沿淮河诸支流向东南方向迁徙，最终在泗、沂流域安定下来，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发展起北辛文化。并在与土著文化的互动、融合中，形成了大汶口文化的不同地方类型。夏王朝时期夷夏分野清楚，以淮夷为主的东夷集团保持着独立发展的势头。在商代淮夷集团开始走上不可逆转的夷夏融合之路，直到春秋晚期，几经周折，淮夷汇入楚文化大系，历经战国时期的抟揉，最终汇入秦汉帝国之中，成为汉民族的主要源头之一。郭大顺先生指出大汶口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引起更多重视。其高度规范化的陶器组合说明大汶口文化随葬陶器已具礼器性质。陶礼器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特点表明大汶口文化是以自身为主进入文明阶段的，它对周边文化的影响，说明它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曾起到原动力的作用。并提出陶寺类型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与唐尧、虞舜的关系紧密相连。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文德安女士介绍了两城镇龙山遗址房屋建筑多样性的意义以及不同时期聚落组织发生变化的原因。另外还有学者对东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交流、海岱地区文明演进的多元视角等问题提出见解。
一些学者还强调了文献典籍在先秦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海岱地区是古代东夷族的聚居地，相当客观的历史文献记载了众多可信的传说。用考古资料印证历史记载，从历史学、社会学和考古学结合上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也是重要途径之一。
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宋建先生认为环太湖地区从崧泽－良渚的过渡段开始加速文明化进程，较早达到巅峰。良渚文化为相当复杂的等级社会，上层以宗教的力量掌握不同层面的-运作权与财富支配权。公元前第三千纪各地区加速文明化进程，东部地区和中原地区比较，社会复杂化处于领先位置，甚至接近稍晚的二里头文化，东部地区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敏先生从太湖地区邻境的宁镇地区和江淮地区的角度出发，对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进行动态的审视和考察。杨楠先生对良渚遗址群内诸遗址之间的年代关系、空间关系、莫角山遗址的重要遗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
原始农业以及与文明进程关系
张居中先生对安徽境内淮河中游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遗存进行分析，认为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其经济形态和生业形式密切相关，淮河流域是史前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两种耕作方式的交错分布带。两种耕作方式的此消彼长与两大文化传统、三大部族集团的势力此消彼长密不可分。同时史前耕作方式的变更又与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变密切相关。赵志军先生对比分析了两城镇遗址和教场铺遗址的浮选炭化植物遗存，指出两城镇的农业经济是以稻作生产为主，而教场铺属于典型的以种植粟为特点的北方旱作农业经济。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克劳福德（Ｃｒａｗｆｏｒｄ）先生介绍了两城镇遗址发掘中所采用的植物遗存收集方法，公布了发现的各类植物遗存。提出稻和粟的组合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古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同时，小麦的传入也在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靳桂云博士通过植硅体分析介绍了两城镇遗址的农业情况，指出该地区龙山文化居民以种植粳稻为主，并推测龙山时代的海岱地区不属于野生稻生长区。此外，日本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先生还就东北亚农耕的扩散和传播路线、国学院大学的加藤里美博士对加工食品工具磨盘、磨棒以及食品的加工方法等问题都做了相应探讨。
新概念的引入和自
然科学技术的运用
国内外学者在借鉴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一些新的概念引入考古学。德国考古研究所的王睦女士从齐家文化的喇家遗址附近官亭盆地的地形变迁、中国北部地区的树轮研究与气候重建两方面介绍了“地质考古学”，评价人为因素和气候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作用，对包括人类社会复杂化进程在内的地理生态系统进行尝试性阐释。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关玉琳女士回顾了海岱地区进行的“景观考古学”的研究，并通过在日照地区进行的区域系统调查成果揭示地形条件对聚落选址的影响，并对周围资源利用、防御外敌及防洪能力、对外交通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相对于历史地理学这个概念，高蒙河先生提出“考古地理学”，他全面收集了长江下游能够进行细化分期的约５００处遗址，从纵向角度对聚落量值变化和遗址堆积的高分辨率进行统计分析。指出聚落考古研究的基础之一是对遗址群的时空位置变化进行分析：遗址的时间分布，以遗址分期的年代数据为基础；遗址的平面空间分布，主要考察遗址数量和分布疏密度；遗址的垂直空间分布，主要考察遗址地貌、遗存堆积的连续性或断层情况。
朱继平等通过ＸＲＤ、ＳＥＭ和液相包裹体的测试分析研究，证实了我国古代井盐的开发和利用至少可上溯至西周时期。李清林等重新审核了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进一步揭示青铜器重熔和热处理对铅同位素比值的影响。
栾丰实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近几年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点正在由建构文化发展谱系向关于人、社会、环境和资源及其整合研究方面转移，由此而来的考古学研究的多样化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文明起源研究，既需要理论和思想的创新，也需要脚踏实地做好基础工作。采用聚落考古学的方法切入这一领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所以，在各个文化区内部选择一些基础工作开展得比较好、文化和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并与后来历史时期的古代国家具有密切关系的小区域，把微观聚落形态研究和宏观聚落形态研究结合起来考察、分析和研究，应代表了今后一段时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研究的发展方向。
（陈淑卿 王 芬 本报记者 李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