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和美国考古学家合作，分别在以二里头、偃师商城为中心的伊洛河地区、以殷墟、洹北商城为中心的洹河流域区域和以丹土、两城镇遗址为中心的日照两城地区进行了区域聚落考古调查及聚落形态研究。无论从田野工作方法上，所获“聚落数目”上，还是考古报告编写和研究成果的刊布方式上，都给了我们很多启发。这些研究课题所涉及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叙述范式和学术目的是否适用于中国考古实际，可暂不讨论，但就一些工作方法如断定聚落的标准和确定聚落规模和等级而言，仍需斟酌。他们通过系统的覆盖式（拉网式）地面考古调查，以期获得各时期遗址（聚落）的数量、面积及其空间分布等信息，以地面采集到的遗物主要是陶片的多少判定聚落有无（如在地表某一范围内发现3块陶片以上便认定一个聚落），以其分布范围确定聚落面积，由聚落规模划分聚落等级结构和断定聚落性质。
实际上，中国各地的情况相当复杂。一方面，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古代文化核心发展区，属于高度农业开发区，人们如频繁取土、整理耕地、积肥等活动，会把遗址的遗物搬运到远离原遗址的地方，若以地表发现的遗物判定遗址的有无和规模，就人为地增添了“新遗址”和扩大了遗址的面积；另一方面，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同时期的聚落重合率高，聚落形成过程复杂，通过地面调查获取遗址的相关信息取决于遗迹、遗物的暴露程度，在包含多个不同时期或文化的遗址内，遗迹、遗物若不能全暴露，仅凭地面调查，很难获得出某区域某个时代聚落的数目、布局等信息和形态演变的正确判断；再一方面，各地环境和经济方式也会导致不同的聚落形态和堆积方式，如稻作农业区和旱作农业区的聚落规模、分布方式等差异性就很明显；最后，由于所获的遗址数量是不可靠的，遗址面积也是相对的、不准确的（多被夸大），以不可靠的遗址数量和规规模划分聚落等级结构，并机械地以聚落规模大小决定等级，把聚落等级层次与酋邦、国家管理方式进行对应，显然具有简单化倾向。
从聚落考古角度探讨或诠释中国某区域文明化进程和程度，中国的考古学家早已进行过探索，通过多年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田野作业方法和叙述模式。其指导思想是，在区系类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功能的聚落特点，通过大量试掘和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了解某地区文化编年、文化面貌、堆积形成过程特点等基础上再进行区域聚落考古作业；更多地关注遗址内聚落布局、功能区域的划分以及聚落间表现在-、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差异（分化）和互动关系。在工作和研究过程中，以遗迹如地层堆积、灰坑、窖藏、房址、墓葬等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分布范围作为判定遗址的有无及其聚落面积的标准；在划定聚落规模等级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除了把规模大小作为一项指标外，还把反映-、经济、宗教等重要遗迹、遗物有无看作重要指标。在具体田野工作方法上，认真分析这些地区以往的考古工作成果，并有目的进行试掘和较大规模发掘，在获得了某地区遗迹堆积特点的认识后，再进行系统调查，并尽可能利用钻探手段，通过多次反复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各时期的聚落分布形态、聚落内布局及聚落的功能特点。
遵循以上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自1997年来，我们在山东桓台西南部、博兴南部、寿光双王城以及鲁东南沿海地区分别做过区域聚落考古田野工作，获得了一些成果和新认识。
下表是我们在桓台西南部通过不同的工作方法和标准获得的部分聚落的面积。很显然，以地表所见陶片等遗物分布范围所界定的聚落规模远大于以遗迹为标准所划定的面积。（见附表）
值得一提的是前埠遗址，原通过地表调查，被定为一个面积达上百万平方米的龙山时代中心聚落，经过我们的详细钻探和发掘，发现应属于两个相隔400米左右的同时期聚落，于是就分成了前埠和后埠遗址。
在桓台西南部150平方公里范围内所发现的11处龙山文化聚落，就聚落面积而言，在4—10万平方米间，看不出明显的差异来，但聚落间的一些遗迹、遗物却不同。只有李寨、后埠聚落发现有壕沟环绕，其他同时期聚落如唐山、史家、前埠、小庞等聚落则未见壕沟，李寨遗址出土的陶器与前埠、后埠、唐山和小庞等相比，黑陶多，器胎薄、火候高，质地硬，质量较好，该遗址还发现刻有8个符号的鹿角，这些遗迹、遗物应是不同聚落等级层次的反映。因此，该地区的聚落大体可分两个等级。李寨壕沟在龙山早期连同聚落发生了迁移，后埠聚落发展到龙山中期稍晚开始出现壕沟，但到晚期也废弃了，这说明了聚落等级具有可移动性，这或可显示出桓台西南部龙山时期两级聚落层次以及所反映两级组织的界限并不那么绝对和明确。
所发现10处殷商时期聚落，面积一般4—6万平方米，就规模而言，聚落间也看不出差异，区分不出等级层次来。但就发现的遗迹、遗物而言，就有很大的不同。史家、唐山聚落有壕沟围绕，还发现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青铜礼器上见铭文和族徽符号，出土的卜骨、卜甲的数量也多于其他聚落，生活垃圾中发现的动物遗骸数量也多，种类以牛、猪、狗、龟甲为主。这些明显不见于或不同于前埠、李寨、小庞、于堤、存留、新城等聚落。唐山、史家聚落等级明显高于其他村落。唐山、史家较高层次聚落具有更多的-、文化、宗教祭祀功能。而低层次的聚落如前埠、李寨还具有专门制作石器、烧制陶器等经济方面的功能，说明聚落间在经济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这种聚落间功能的区别与表现在-、文化、经济、宗教祭祀相关的等级差异也是密切相关的。
在两城镇地区的覆盖式考古调查，发现的龙山文化聚落遗址多达“199”处（不排除人口的迁移促使该地区龙山文化人口集中，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但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只有4处。但是，我们在如原定为龙山时代的五莲丹土、董家营、胶南河头、日照尧王城、胶州赵家庄、诸城薛家庄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后，都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堆积。显然，陶片等遗物的出露是以遗址的破坏程度为前提的。因此，那些未发掘的遗址内也多有大汶口文化遗存的可能，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聚落数目应远远多于这些。
五莲县丹土、日照市两城镇遗址是相隔不足4公里，它们以聚落规模大、出土玉器多而闻名于世。据最近的考古系统调查，研究者根据遗址的分布、面积大小把两城镇地区龙山聚落分为四个等级，两城镇面积达256万平方米，属于一级中心聚落，而丹土遗址面积仅130.7万平方米，是与两城镇遗址同时，并隶属于两城镇这个一级中心聚落的二级聚落。两城镇遗址规模巨大，出土了数量较多、制作精美、形制硕大的玉制品，还发现了海岱地区最长的壕沟，应是该地区龙山时期的中心聚落。笔者全面收集和分析了丹土、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玉器，认为，丹土玉器的年代大部分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部分属于龙山文化初期，而两城镇玉器多属于龙山文化中期，丹土与两城镇的玉器不是同时代关系而是前后传承关系。由于丹土玉器在海岱地区大汶口晚期后段所占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如，是目前海岱地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史前遗址之一，有最扁薄的玉器（厚仅0.2厘米的玉钺、玉刀）、最长的玉钺（达30多厘米）、最长的玉刀（50多厘米）、直径最大的玉璇玑（达23厘米），还发现了山东地区唯一的1件史前玉琮；加之在丹土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环壕和城墙（？）和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尊（符号与莒县陵阳河一带有差别）、兽面纹蛋壳陶杯（纹样与两城镇遗址出土的不同）等重要遗迹和遗物，我们可以肯定丹土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至龙山初期该区域的中心聚落。因此，就玉器这个角度而言，结合其他的考古发现，我们认为，作为中心聚落功能的丹土遗址只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和龙山文化初期，而龙山早期偏晚到中期，两城镇在该区域才具有中心聚落的功能。
2007.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