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舌墓地的发掘尤其是大型墓M1、M2的现世，是近些年来周*古的重大收获之一。《中国文物报》2006年9月29日刊登了发掘报道《山西曲沃羊舌村发掘又一处晋侯墓地》（以下简称《墓地》），并随之发表了吉琨璋先生的论文《曲沃羊舌晋侯墓地1号墓墓主初论——兼论北赵晋侯墓地93号墓主》（以下简称《初论》）。《墓地》在对墓地主要发现进行了介绍后，对两座大墓的年代和性质进行了初步推断，认为其为两周之际或稍晚的一组晋侯夫妇墓，墓主可能为晋文侯；《初论》在详细推论羊舌M1为文侯墓的同时，再次论证了北赵晋侯墓地M93的墓主为殇叔。北赵M93为殇叔墓的观点，在吉先生此前发表的《“晋叔家父”器和M93组晋侯墓的归属》一文（见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9期）中也有讨论。我们认为，《墓地》和《初论》将羊舌墓地定性为继北赵墓地后的又一处晋侯墓地是正确的，但将羊舌M1定为文侯墓却仍有可商之处，《初论》以北赵M93墓主为殇叔的结论也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羊舌M1墓主是谁与北赵M93墓主的判断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初论》所言，学术界对北赵前8组晋侯墓墓主为何人“歧异不大”，问题在于第9组墓即M93组的墓主，目前主要有殇叔和文侯两种认识。若以M93墓主为文侯，则必不以羊舌M1为文侯墓；若定羊舌M1墓主为文侯，自然否认M93为文侯墓，而以其为殇叔墓是最理想的结论。《初论》正是持后一种观点。其实，就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即使M93果为殇叔墓，也无法肯定羊舌M1为文侯墓，因为我们还不能确定它是紧接M93墓主的下一位晋侯之墓。无论如何，M93墓主的判断都至关重要。
我们认为，北赵M93仍以文侯墓的可能性为最大，羊舌M1的墓主则很可能为昭侯或更晚晚的几位晋侯之一。
以北赵M93为文侯墓的观点始于北赵墓地第五次发掘简报，其主要根据是，在出土器物上，该墓与上一座晋侯墓M64相比，明显偏晚，年代应定在春秋初年，因此“很可能就是晋文侯之墓”。有的学者则认为殇叔本为篡位，又被杀，因此不入兆域，故紧接穆侯墓M64的M93应为文侯墓。这两种论证都基本否定了殇叔为M93墓主，尽管角度不同，但都有着相当的合理性，目前不但无法轻易否定，且还有可补充论证的余地。
首先，北赵M93与M64相比，在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上，有较明显的差异和变化。M93中出土的宽沿、腹较浅的附耳鼎，有别于传世或关中出土的年代明确的西周晚期铜鼎，北赵第五次简报已指出其近似春秋早期的晋姜鼎；该墓中包括爵、觯、尊、卣、方彝等在内的一套铜明礼器的出现也是值得注意的变化。M93和M64在墓葬形制方面的差异也较为明显：在墓道数量上，前者为两条，后者只有一条；在墓底积石结构上，前者也明显比后者复杂。若M93为殇叔墓，则其入葬年代与穆侯墓（M64）只差几年；上述的差异和变化在几年内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其次，从情理上讲，殇叔也不应享受如此规格的墓葬。有的学者强调殇叔作为篡位者和死于兵者，不应葬入晋侯墓地中。《周礼》关于“死于兵者，不入兆域”的记载是否正确，尚且不论，单就殇叔作为“篡位者”的身份，即不应以如此规格下葬。《初论》及其他以M93墓主为殇叔者都强调殇叔作为晋国一代国君的地位，这实际很值得怀疑，最明显的疑点就是其被称为“殇叔”而非“殇侯”，这就暗示着其国君地位可能并不被文侯以降的晋人所承认。墓道是等级的象征，其数量的变化，很可能显示一种重要的等级变化；即使殇叔被承认为晋侯，这种墓道增加的待遇，即可能意味的等级提升，也不应发生在这个在位仅四年且无大功绩的被杀者身上。
总之，M93墓主为殇叔的可能性很小，而为文侯的可能性则是相对较大的。文侯之葬与穆侯之葬有三十多年的差距，其“定天子”之功很可能导致地位上升,因此将M93的墓主定为文侯，既能合情地解释其与M64之间的年代差距，又能合理地说明其墓道数量比后者增加的原因。至于为何墓中没有晋侯器，以及配偶的埋葬规格过低，当有特殊原因，晋侯墓随葬他人器物也属正常，以此否定其为文侯墓似显证据不足。
若北赵M93为文侯墓，羊舌M1就不可能是文侯墓了。《初论》已经正确推断它是晚于北赵9位晋侯后的又一位晋侯之墓，因此我们认为，若其为紧接M93墓主的一代晋侯之墓，则自然是昭侯墓；否，则可能是更晚的一位晋侯之墓，其中又以孝侯墓的可能性最大。
《初论》强调M1的葬制与文侯的功绩相符，并认为文侯之后的嫡系晋侯很难有如此规模的墓葬，对此我们有不同意见：
首先，尽管羊舌M1的墓室面积大于北赵M93，墓道也长于后者，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不同规格的表现；《初论》强调羊舌M1墓室面积要远大于北赵M93，但实际上两墓的差距并不悬殊：前者据《墓地》，口、底等大，面积算下来约44.2平方米；后者墓底略大于口，面积按底部算，约34.6平方米，只差不到10平方米；而北赵墓地M64组墓夫人墓M63的墓底面积约38.4平方米，与羊舌M1相差更小。三者的差距很难说是质的差别。我们知道，同一等级的墓葬随着时代变化规模增大是普遍的现象，羊舌M1晚于北赵M93，规模大于后者，也是正常的。就墓葬来说，墓道的数量而非长度更能反映等级的差别；相比于上述量的差异，北赵M93和羊舌M1比北赵M64以前的晋侯墓墓道多出一条，才是一个重要的质的变化；M93作为第一个拥有双墓道的晋侯之墓，似更有资格与文侯的功绩相符。
其次，文侯之后的晋侯墓未必比文侯墓小。如果说文侯因有“定天子”之勋而地位上升的话，则他的墓葬等级可能比其前任晋侯高，却未必高于其后之晋侯，因为他提升的是晋侯这个爵位的地位而不只限他本身，他的子孙应能继承这种殊荣。从这个意义上说，昭侯及其后晋侯墓的等级和规格当不会低于文侯墓；因时代的发展及其他一些原因，在保持基本规格的情况下，墓室和车马坑稍大点、墓道稍长点，都是可能的。因此羊舌M1相比北赵M93，规模增大、祭祀增加，可能是时代较晚或其他原因所致，并不能以此来否定后者为文侯墓。如果说作为文侯墓的北赵M93规模似乎偏小的话，还有一个可能的特殊原因值得考虑，文侯固然有着丰功伟绩，但其安葬却是在昭侯时，其墓葬葬制要受昭侯初即位时-局势的影响。《史记·晋世家》载“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似乎是一种和平的分封；然《左传·桓公二年》却载“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鲁惠公二十四年正是晋昭侯元年，由此可知，昭侯元年桓叔封于曲沃乃是内乱的结果，而非昭侯之所愿。晋乱前后，也正是文侯埋葬的关键时刻，形势当会影响葬礼。因此文侯墓在保持基本规格（如两条墓道等）的情况下，规模未必会格外宏大，安葬时也未必比昭、孝等候葬时从容。
《初论》已经指出，北赵M93与羊舌M1形制相同，墓底积石结构也几乎相同；上文已提到，北赵M93与北赵M64形制不同，且墓底结构有较大差别。如果北赵M93为殇叔墓，羊舌M1为文侯墓，则相差几年的两座墓之间的差距却明显大于相差三十余年的两座墓之间的差距，这种可能性是较小的。
还有，《初论》判断羊舌M1被盗是一种报复性毁墓，很有可能就是曲沃一支对晋侯墓的毁墓；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认为如果它成立的话，这种毁墓也不太可能毁到文侯之墓。不论从情理上还是事实上讲，文侯的正统地位都是无可争议的。桓叔、昭侯之争同殇叔、文侯之争性质相同，都是侯弟与侯子对晋侯继承权的争夺，胜利者不论是谁，都要承认其父或其兄的合法地位；在长期斗争中曲沃一支最终取得胜利，他们所否认的也只能是昭侯及以后继承者的合法性，而必会承认文侯的正统性。从文献记载看，这种情理上的推断也应属实：首先，作为战国时魏史的《古本竹书纪年》，自然承认曲沃一支的正统地位，因此以曲沃庄伯、武公纪年，但它同样以文侯纪年，说明也是承认文侯正统的。其次，从《左传》、《国语》等的记载看，曲沃代翼后的晋人，视文侯为“先君”，“文侯之功”和“二文（按即文侯与文公）之业”是他们美好的回忆。总之，文侯的正统性和崇高历史地位是确定无疑的，曲沃一支没有道理毁他的墓；M1的被毁，恰能说明其很可能非文侯之墓，而是昭侯或其后某位晋侯之墓。
为何文侯以后的晋侯墓葬突然易地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当时的-变动有关；文侯夫人（可能即晋姜）未葬入北赵晋侯墓地（M102规格太低，不太可能为夫人墓）也应与此有关。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事实如何，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2007.2.2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