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近代风俗文化史上，黄遵宪、严复、陈独秀先后作出开创性努力，贡献巨大。黄遵宪，是中外风俗研究的开山者；严复，是鼓吹全国学习西方文化的第一人；陈独秀，是中国新风尚的倡导者。
在中国文化史上，黄遵宪、严复、陈独秀曾先后作出开创性努力，贡献巨大，是我国近代风俗史上杰出的三大家。
黄遵宪——中国风俗研究的开山者
当民俗学在世界上刚刚诞生，中国士大夫尚不知“民俗学”为何时，在南国梅江畔，有一热血青年就已经自发地采录客山歌、民谣，关注故乡风土人情，他就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思想家、诗人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人，历任驻日、英参赞及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之后，曾与谭嗣同等设事务学堂于长沙，创办“不缠足会”，“倡立女学”，旨在宣扬维新思想，革除恶习，振兴国家。
黄遵宪的故乡嘉应州即今梅县市，是一家人聚居、民歌盛行的地区。他自幼受客家山歌熏陶，喜欢民间歌谣，注意采集客家民歌、民谣谣，考察故乡风情，在《人境庐诗草》中有他记录的九首客家山歌。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黄遵宪搜集的“这些山歌，确实像夏晨荷叶上的露珠似的晶莹可爱”。倘若说：1898年汤姆斯在伦敦创立民俗协会，并出版《民俗》杂志，标志着西方民俗学的开端，那么，黄遵宪采集客家风俗山歌，与英国民俗学研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
1877年，29岁的黄遵宪由首任驻日公使何璋举荐，成为驻日使团参赞赴日，开始了外交生涯。他在日本五年的外交活动中，尽管公务繁多，但独具慧眼的他，足迹所到之处，始终把“采其歌谣，询其风俗”作为自己重要的使命。他千方百计地采集日本各种文献，又利用各种机会以至街头巷尾采风，虚心向日本学者、好朋询问、请教，从日本风俗的渊源、变迁到中日风俗文化的交流、发展变异，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之中。1879年，他创作了一百多首《日本杂事诗》，分别介绍了日本的宗教信仰(神道、佛教、天主教)、婚嫁(婚配、礼金、嫁妆)、葬仪、饮食(料理、茶道)、民居等，内容广泛，文字生动，是一幅绚丽多彩的日本风俗画。之后，他又以《日本杂事诗》中“风俗诗”为基础，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夏，完成了《日本国志》这部鸿篇巨著。全书分十二“志”，共四十卷，五十余万言。书中列举“朝会、祭祀、婚娶、丧葬、服饰、饮食、居住、岁时、乐舞、游宴、神道、佛教、氏族、社会”等十四个方面，几乎涉及了今天风俗研究所包含的整个范围，全面、多方位的介绍了日本的社会生活习俗。
1894年(光绪二十年)，黄遵宪把《日本国志》寄到法国。时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浏览后，不禁拍案叫绝，连声赞道：“此奇作也，数万年来鲜有为之者!”①这部书被誉为几百年来少见的“奇作”，甚至被“海内奉为瑰宝”②，轰动朝野，极大地开扩了中国士大夫的眼界。
在《日本国志》问世前，罗森的《日本日志》虽已先为着鞭，但关注的是东洋的物产、商贸。之后，李筱圃的《日本纪游》与《日本国志》同年问世的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对日本风俗的记述内容简略，多是浮光掠影。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内容虽多，但缺乏理论深度，仅是一部闻见录。惟有《日本国志·礼俗志》，第一次系统、准确地介绍了日本的风俗文化，取材范围广博，内容丰富，思维深刻，理论创新，是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具有开拓意义。
值得称道的是，《日本国志》中对风俗的形成、风俗的稳定性、变异性、民族性以及研究目的作了精辟的论述，既有生动的文字介绍，又有形象优美的诗歌描述。例如他在《礼俗志》中说，风俗形成后，其特点是“举国之后，习以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此因时而异者。”这些是发前人未发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日本民俗学作为独立学科研究，启始于1913年柳田国男与神话学者高木敏雄出版刊物《乡土研究》、石桥卧波等建立民俗学会，出版《民俗》杂志。而黄遵宪1879年的《日本杂事诗》、1887年的《日本国志?礼俗志》比他们早二三十年。黄遵宪不仅是近代中国对日本风俗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也应是日本民俗学的拓荒著之一。
黄遵宪在其为时十多年出使异邦的外交生涯中，不仅重视日本风俗，而且涉足欧美、南洋风情。凡他足迹所到之处，几乎都留下描写当地民风的风俗诗，如《新加坡杂志》、《登巴黎铁塔》、《锡兰岛卧佛》等。由于他广泛接触了西方新学，对异域风俗文化表现出更加开放、更为宽容的胸怀。1902年他提出“今且门户开放，容纳新学”，“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弊”。
黄遵宪一生，与海内外风俗文化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风俗文化研究当作己任，矢志搜集文献，又用生动的文笔，叙述海内外风俗文化，并提出较为系统的理论，新见叠出，是中日风俗文化史上的拓荒者。
中国“民俗学”术语是周作人在1913年12月在《绍兴教育会月刊》上首先使用的。1918年刘半农发起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出版《歌谣周刊》，1927年顾颉刚等在中山大学创立民俗学为标志。黄遵宪的活动比他们也早二三十年，他开中国近代中外风俗研究之先河。胡适、周作人、郑振铎等对黄氏给予很高评价。正如北大歌谣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周作人先生在《论人境庐诗》中所说：
《日本国志》中《学术志》二卷、《礼俗志》四卷，都是前古人的著述，至今还是后无来者。
严复——鼓励学习西方风俗文化的第一人
继黄遵宪之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一批把毕生精力献给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在苦难中觉醒的民族精英，为救亡图存而学习西方，掀起了以“新学”反对“旧学”，或以“西学”剖析“中学”的文化运动。他们站在自己的时代高度，对中西文化作了比较，其中在本文受过严格教育，被称为“译界泰斗”、“近代中国史上的玄奘”的严复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
严复(1853—1921)，字又陵、畿道，福建侯官(今福建闽侯)人。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后赴英国海军学校学习，学成归国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升总办，之后创办《国闻报》。1894年，甲午一战，水师尽丧，宣告洋务运动破产，民族危机日益恶化，大大刺激了近代科举知识分子，踏上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次年，他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文，反对顽固保守，主张维新变法，大声疾呼，中国若不再变法图强，就无法摆脱“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亡国命运，于是在中西风俗文化对比中，他高喊走富强之路就必须“全面学习西方”，实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方案。
严复一生译著很多，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他用优美古文翻译、于《国闻报》发表的《天演论》，第一次向国人直接介绍了西方人的价值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亦可译为“生存竞争，自然选择”)。这一学说的输入，强化了国人的救亡意识，为郁闷的近代中国社会敲响了“危机”的警钟，在相当一个时期，它始终是人们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也是爱国知识分子自立、自强的精神武器。
严复在宣扬西方人的价值观，向西方寻求救亡之道时，对中西风俗文化作比较，是其重要贡献。他在《世变之亟》一文中说：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古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世处；中国人多忌讳，而西人重高度评。其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兼屈，而西人多发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学也，中国夸多，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③。
与此同时，他又在《救亡决论》中批评了君主制，触及了中西风俗文化差异的要害，他认为“救之道在此，自强之道在此。”在这两篇文章中，他从社会风尚、伦理、经济、-、学风等诸多层面对中西社会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首倡创立国家新风、关注教育，关注科学。民主、自由、开民智构成了其全新的价值体系。他是第一个把近代西方经典世界观引进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从此，国人对海内外风俗文化的思考有了新的理论坐标系。这位沐浴了欧风美雨的启蒙思想家为中西风俗文化比较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严复等人发聋振聩的呼号，是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新社会、新风尚的建构，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经过漫长的觉醒，开始滋生对本西方文化的认同心态，由这种认同心态产生的同步发展愿望逐渐与拯救危亡的历史要求相适应，使人们有一种崭新的风俗文化观念，于是人们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自觉地以西方风俗文化为参照系，来对待中国种种现象和传统风尚，作出清醒的反省和选择④。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的一些学者把严复视为维新派的右翼，认为他在戊戌时期新旧思潮冲突中态度暖昧、妥协。其实此说失之偏颇，笔者不敢苟同。在戊戌新旧思潮冲突中，他批驳了君权神授思想，主张“设议院于京师，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又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革新方案，并且把这些主张视为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他的这些学说，与黄遵宪零碎的进化论、民约论相比，要系统得多，与康、梁一流人物相比，自然要深刻、凝重得多。如果把严复对君主制度的批判与维新派中最为激进的谭嗣同相比，那么严复又比谭来得自觉，因谭的民本思想缺乏充实的近代化内涵。因此，严复不仅仅是《国闻报》的旗手，而且他的学说无可争辩地走在时代的最前列。自然，也应看到其学说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也为他日后落伍埋下了深刻的思想根源。
倘若说知识分子的觉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里程碑。正是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以饱含-的笔锋，为中西风俗文化的比较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陈独秀——中国新风尚的倡导者
庆祝辛亥革命胜利的炮声刚刚响过，洪宪帝制复辟，军阀混战，文化上的尊孔读经也风起云涌，促使热血青年深思。于是他们从失败的痛苦觉醒、奋起、反思，究竟专制立宪的社会根源是什么?文化风俗根源在哪里?民主共和的真谛又是什么?这一系列理论问题重新摆在了人们面前，成为进行反思与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这个历史反思过程中，有一批留学青年从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后，便举起战旗，为提倡民主科学，提倡新生活、新风尚不知疲倦地呐喊亮相。他们继承了维新派以来社会进步思潮的一切合理因素和积极成果，猛烈荡涤中国传统风俗文化的积垢，把近代新旧冲突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和培训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杰出组织者和精神领袖，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主编《新青年》，次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继续倡导新文化，提倡新风尚，宣传马列主义，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激进民主派，声名远播。
“五四”运动前后，文化上的论战叠起，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史无前例的。这场论战极大地开拓了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明确提出要中国“改弦更张”，学习西方文化，旗帜鲜明地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传统风俗习惯，向孔教讨伐，在中国文化论坛上造成巨响，声名大噪。他接着又在《新青年》一卷四号发表《东西民族根本的思想之差异》一文，坦言中西民族风俗文化的特性有三大差异：(一)西洋民族崇尚战争，中国人崇尚妥协。他说“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成为风俗。”所以“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写。”中国民众，“恶斗死，宁忍辱……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⑤(二)西方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以家族为本位。西方国家“举一切伦理、道德、-、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⑤中国重视宗法制，在宗法制度下，“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之首领。”其要害是“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障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壮贼个人之生产力。”⑤使国人成了病态型的人、可悲的人。(三)西方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中国以伦理为本位。西方国家从社会到家庭、夫妇、父子之间的一切-、经济、社会交往习惯、生活方式，无不以法律为准绳。中国则相反，一切都用伦理的假面具掩盖起来，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他痛斥社会上“种种卑劣之法惨酷衰微之象”，断定“其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而日趋觉醒之途者，其欧化之输入乎?”⑤他认为东西风俗文化“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⑤。
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吾人最后之觉醒》、《袁世凯复活》、《近代西洋教育》等文中，在剖析了儒教本质的同时，鼓吹学习西洋，大力提倡现代生活方式，即“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上自由”⑤，“经济上个人独立”、“妇女参政”⑤，教育上“取法西洋”。他指出孔教“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⑤，是“风俗人心之坏”的心理根源，也是帝制复辟的理论渊源。所以，他认为打倒孔家店、反对封建礼教、礼俗是历史的必然，是提倡新生活方式的头等大事。在这里，陈独秀以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欲唤醒国人的主体意识，张扬独立不羁的个性和强烈的反叛传统风俗文化精神，提倡男女交际自由、自主的现代生活方式。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反对传统的传统道德、风俗习惯，是一个纯粹而又苦楚的人化过程。他对中西风俗文化的比较，较之黄遵宪、严复等来得自觉，抓住封建专制，大力批判，切中要害，有力地推动了“五四”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为他们开辟了走向生机盎然的新生活之路。但与黄、严相比，也有相似之处，他们研究风俗文化，旨在“治国化民”，从风俗文化角度来探讨“救亡之方”，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因而他们的风俗文化研究，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紧密相联，使学术研究-化，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近代风俗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
注释：
①薛福成：日本国志·序《M》，广州：羊城富文斋，1895年。
②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③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Z》，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④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⑤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韩养民，1939年4月生，陕西蓝田县人，196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现为该校文博学院教授。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外事学院教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主要著作有《秦汉文化史》、《中国风俗文化导论》。合著有《中国古代节日风俗》、《秦汉风俗》、《中国节庆生活》。自1986年至1994年组织全国30余所高校中青年教师编写《中国风俗丛书》，主编并先后出版30本，约450万字，1987年、1991年、1994年三次被评为全国优秀图书，1996年获省教委人文优秀成果一等奖。与人合译有《文化人类》，出版的历史小说有《关中战争演义》、《秦汉宫廷生活》、《风流皇帝》。自1978年至今先后在国内重要报刊以及港台、日本等地发表论文、散文、随笔约200篇，80余万字。)
韩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