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穷挨整的岁月，虽然我们被严加看管，吃了不少苦头，但仍有不少人对我们表示同情或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帮助，任穷都一一记在心头。譬如看管我们的警卫战士私下帮我们盘炕；有人悄悄地给我们传递消息；开批斗会坐“喷气式”时，有好几次站在任穷两边的人用膝盖顶在他臀部下面，让他能稍稍缓一口气。从北京回辽宁后，任穷常常头晕，腹部疼痛严重。农场的韩大夫不顾领导的警告，连续10多天来给任穷检查身体，发现他高压230，低压150多。韩大夫马上报告辽宁省革委会，但被批评与宋任穷划不清界限，不让他再来了。不久，在专案组监视下沈阳军区总院的一位主任大夫来看病。这位大夫敢讲真话，说任穷的病比原先反映的情况还严重，应该马上送沈阳住院治疗。他的建议未被允许，只能给任穷开了些药。任穷复出工作后，回到沈阳，特地把韩大夫夫妇接到住地叙谈表示感谢，并专程去沈阳军区总院看望并感谢那位敢于讲真话的主任医生。我们和患难时期支持帮助过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友谊保持至今。“文革”的磨难，再次考验了我们，从花甲到古稀之年，我们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晚年复出，殚精竭虑
1977年，我国完成“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研制生产等3项重任迫在眉睫，而担当这些任务的七机部派性严重，科研生产陷于瘫痪。中央多次派工作组都不能解决问题。当年10月，中央决定由任穷复出任七机部部长、党组书记。当时，辽宁省委对任穷的审查仍维持错误的历史结论，尚未改正。而他也已年近70，由于“文革”中受迫害，身体很差，体重只有90多斤。任穷再次以国家利益为重，立即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
1977年10月至1978年12月，任穷在七机部工作的一年零两个月期间，科研生产和群众生活一起抓，把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他用落实政策、抓科研生产来平抑了派性，给知识分子增加了工资，为两地分居的上千户职工解决了工作调动。同时，还把三线职工的生活补贴、医疗保健、食品供应、吃水住房、子女上学和就业等实际问题提上日程，一一给予解决。1978年春节，他用一周时间走访了七机部在内蒙古的各个单位。当他要去距呼和浩特百余里之外的某基地看望时，遇到了暴风雪，大雪封山。他不顾自治区和当地领导同志的劝阻，坚持乘面包车前往。同年6月，任穷又去地处偏僻山区的川北基地考察，考虑到他身体状况太差，基地条件艰苦，水质也差，我坚持要同去照料。他同意了，但要我自付机票费。在达县、万源，他谢绝住在条件较好的县级宾馆，坚持住在三线基地。6月23日，因饮食不适他腹泻一夜，高烧达40°c。幸亏有我在旁细心照料，病情才稳定下来。事后，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部门或地区的负责人要经常下基层，身体很重要。年纪大了会力不从心，因此干部一定要年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