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这让林斤澜又哆嗦了一段时日。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田家莫名其妙被当作“白旗”拔掉了，“发配”陕西，“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
不写“后记”不写“序”
林斤澜说:我十多岁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人间世故还是见过的，我写过一篇散文《籀》，拆开了就是“个个留一手”。从那次评论文章一直到“文革”，我只写了一篇小说，“文革”十年，我完全搁笔，一个字都没写。我在“文革”前出的集子，统统没有“序”，也没有“后记”，不请人写，自己也不写，就这么秃着，免得被揪。
历次运动，我基本上都是平安度过的，我还真没有揭发过谁。绝对没有为表态批判过谁——不仅是反右,所有运动,包括“文革”,我都没有。当时写文章,或因响应号召,靠拢组织；或因认识不清,上当无奈,都可原谅，都应由时代去负重要责任。
反右时,不止一只眼盯住我,我的压力确实不小。他们要我必须表态。《北京文艺》的编辑周雁如是好心人,我就好好跟她说:“我的确跟邓友梅、刘绍棠很密切。正因为密切,我就不能一般表态,要写得深刻一点。允许我好好想,好好考虑。”周雁如就放松了。我就想:对不起,跟你打太极拳了。我就是拖,拖。我知道,新的政治风浪很快就会过来。果然,大跃进来了,《北京文艺》改头换面,满纸歌颂了。（《青年周末》第1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