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8月22日，柏郞领导193名成员的远征队，从上海溯江而上，经贵州入云南，沿途得到清政府的“允行”和地方政府的“送护”。担任翻译的是英国公使威妥玛派遣的领事人员马嘉理。1875年2月21日，马嘉理和6名中国随员中的5人被杀害。22日柏郞探路队又遭到3000人包围，被迫撤回。这就是“马嘉理”事件。
如果地方官员能够晓以利害，妥当处置，“马嘉理”事件万万不会酿成大案。
1876年6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烟台与威妥玛办理“马嘉理”案。英方借“马嘉理”事件大做文章，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在这之前的“六点要求”中，便有“速派钦差大员到英国”谢过。
作为兵部侍郎（副部长）的郭嵩焘，严辞奏请严办云贵总督岑毓英，“以服洋人之心”，遭到朝野上下强烈抨击。当时有人曾编了一副对联嘲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屡次催促下，大清国任命郭嵩焘为使节，匆匆携带国书前往英国“谢罪”。郭嵩焘曾感慨良多地说：“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使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迫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
郭嵩焘出使英国一开始就很不顺利，仅挑选几个随从都备尝艰辛。各色人等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或久拖不予答复。总理衙门竟然将与主使有隙的刘锡鸿定派为副使。后来事实证明了刘锡鸿的不善。
郭嵩焘踏上行程后，途中之遇竟是另一番景象。一路奇异之色丰盈于心胸，感触颇多。他将出使途中所见所闻均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然后抄寄回国，交于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予以刊行。孰料掀起轩然大波。因为《使西纪程》里不仅比较翔实地记录了所见所闻，还夹杂了不少的个人看法，甚至是对西域的颂扬以及对朝廷的建议。闭关锁国的保守势力訾议不止，沸沸扬扬。诸如“以夷变夏”、“动摇国本”、“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等。就连平素与郭氏交好的大臣也纷纷躲避或分道扬镳。在一片讨伐声中，《使西纪程》被迫停止刊行，且遭毁版。郭嵩焘本人也受到朝廷的斥责。
如此同时，副使刘锡鸿趁其不备，向朝廷参奏郭嵩焘“三大罪状”：一是参观洋人炮台遇寒，居然披上了洋人赐予的衣裳；二是见巴西国主时，未经许可擅自起立致敬，忘记了自己的主人；三是在柏金宫殿效仿洋人听音乐，多次取阅音乐单。1878年5月6日，副使刘锡鸿再次参奏弹劾郭嵩焘，所列罪状有十宗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