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十一月中旬，有一位久居天津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薛凤池来京约梅兰芳跟凤二爷去天津下天仙唱几天戏，说明是帮帮他的忙。梅兰芳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到了天津，他住在乐利旅馆，姜六爷（妙香）是住在德义楼。这两处离戏院都不很远，连戏馆带旅馆全在当年日本租界范围以内。三天打炮戏唱完，生意很好，大家都很高兴。梅兰芳接受馆子的要求，跟着就贴《牢狱鸳鸯》。这出戏他在天津还是初演，观众都来赶这个新鲜，台下挤得满满的，只差不能加座了。检票员发现几个没有买票的观众硬要听戏。前台经理孙三说：“我们今儿正上座，位子还嫌不够，哪能让人听蹭（不花钱看戏，北方叫做听蹭）！”三言两语地冲突起来。那班听蹭的朋友，临走时对孙三说：“好，咱们走着瞧！”孙三仗着他在天津地面上人熟，听了也不理会他们。
演完《牢狱鸳鸯》的第二天，梅兰芳唱大轴，贴的是《玉堂春》。凤二爷因为要赶扮《玉堂春》的蓝袍，只能把他的戏码《战樊城》排在倒第三，中间隔着一出小武戏，好让他从容改装。
他们都在乐利旅馆吃完晚饭，凤二爷的戏码在前，先走了。梅兰芳休息了好一会儿，才上馆子。由聋子（即跟包宋顺）跟着他走出旅馆，坐上戏馆给他预备的马车，才走了几家门面，有一个巡捕过来拦住他的车子，硬说赶车的违犯了警章。车夫不服向巡捕分辩了几句，巡捕不由分说先给了车夫一个嘴巴。梅兰芳看见他们起了冲突，打完车夫还不肯放走，他也不明白为了什么事情，只能开了车门，对巡捕很客气地声明：“我是梅兰芳，在下天仙有戏，误了场子，台下要起哄的，请您通融一下，等我们到了馆子，就让他到局子里来。” 巡捕听完了，对梅兰芳瞪了一眼，说：“不行，我们公事公办。”说完就把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车子跟着他走，转一个弯，不多几步路就到了一所洋房的门前停住。里边又走出一个巡捕，替梅兰芳开车门，监视着他们下了马车。聋子背着行头包裹，跟在梅兰芳的后面。梅兰芳对门外挂的一块牌子看了一眼，上写“大日本帝国警察署”八个大字。这块长方形黄底黑字的牌子，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海。这个巡捕一直带梅兰芳走到一间屋子的门口，他一只手开门，一只手推梅兰芳进去。梅兰芳抢着问他：“凭什么要把我们坐车的关起来呢？”他一句话也不说，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只顾顺手把门关上。梅兰芳很清晰地听到他在外面加上了锁。聋子过去使劲转门上的把手，梅兰芳对他摇摇手，又做了一个手势，叫他坐下来。梅兰芳知道不是转开了这扇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