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皮特和我回到大本营后，波兰登山家们最先来向我们祝贺。这是一支波兰女子登山队，虽然也有几位男性在内。他们要登加舒布鲁姆Ⅱ峰和Ⅲ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波兰女登山家鲁特凯维茨。她现在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成功的女登山家。
这次登山的成功不仅使我成为三次登顶8000米级山峰的第一人，更开辟了登山的新方式，为以后的登山探险闯出了新路。然而，我为这次成功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老朋友们都渐渐远离了我，他们不再认为我还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由于我常出现在广播电视当中，他们觉得我遥不可及。我要应付不少采访和座谈会，要为我的阿尔卑斯式登山方式辩护，要无数次地回答同一问题。当然由于知名度的提高，我的登山探险将更容易获得经济支持，但我却没有时间去考虑问题和构思新的想法了。朋友们都认为我在以自己为中心，然而事实却相反：我需要朋友，需要被朋友所接受，需要同人交流想法，这些要求甚至比以前更强烈。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就要用阿尔卑斯方式去攀登更多的8000米级的高峰。我不能因为一些批评就停步不前，也不能为突如其来的婚姻破裂而动摇。我是一个梦想家，任何困难同我的攀登梦想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那种我是为了赢利而去登山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我梦寐以求的是将新的想法付诸实现。我不会停止对新想法的追求，如果有一天我不去追求，那只是因为我追求的东西不存在了，而不是因为我得不到它了。
几乎在10年之后，1984年，我带着一个新的动机回到迦舒布鲁姆峰。汉斯. 坎莫兰德和我要用阿尔卑斯方式纵走迦舒布鲁木Ⅰ峰和Ⅱ峰。我们计划由传统路线攀登Ⅱ峰后沿一条被称为自杀路线的途径下山，然后沿我1975年路线的左侧上到Ⅰ峰峰顶再走西脊回到大本营。
这是一个我在1975年不曾有过的新想法。现在萌生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了。上些登山家认为人到40岁后就该休息了。我认为从20岁到50岁都可以登。著名登山家波那梯在35岁时退休，这太可惜了。这个年纪正是他高山适应性和体能的颠峰，也正是他成名之后为赞助者们所看好的时候。
登顶Ⅱ峰之后，汉斯和我仍然劲头十足，就像刚离开大本营时一样。我们一直在调整节奏，保存体能。在第四天，我们翻上了Ⅱ峰和Ⅰ峰之间的鞍状脊。第五天我们上到了1975年我露营的地方。但我们一直向上突击，没有在这里建营。下午天气开始变了，风越来越大，我们赶上了一个坏天气周期。在7400米处建营后，大风把 窆蔚没┗┳飨欤�帐篷外面白茫茫的�nbsp;片什么也看不见。为避免大风在准备里把帐篷吹跑，帐篷用石头拴作了。我们被困在了7400米处。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下，我们俩人在夜里都出现了幻觉。也许这次纵走Ⅰ峰和Ⅱ峰的行动应当就此中止。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次完不成计划，以后我们也很难完成这个纵走或任何喜马拉雅山脉的纵走了。我们手上的装备和食品都不是问题，只是天公不作美，该诅咒的老天。好在我俩的看法达成了一致，在风雪中，我们终于于6月8日登上了Ⅰ峰峰顶，纵走行动成功了。但是，我们没敢在峰顶拖延片刻，因为从西脊下撤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是在冰雪迷雾中摸索着下撤，经常俩人谁也看不见谁，当时的感觉就像要跨入地狱一样。西脊非常陡峭，那种地形加上那种天气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然而这种新鲜感反而使我们不断前进。不时地，我们还能用上一段几年前一支南斯拉夫登山队留下来的绳索。
第七天、终于下到了迦舒布鲁姆谷底，我们的神经也到了崩溃的极限。疲劳和这几天所受到的刺激使我们毫无睡意。这时我们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连夜继续下撤，当天返回大本营。
能活着回到大本营不是因为我们能干，而只是因为我们幸运。也许是由于经常置身于危险之中，那种敏感的直觉使我们免遭危险。
这次纵走迦舒布鲁姆峰的探险比我同皮特的第一次 实且 艰难得多。这不仅因为要用双倍的气力，更因为这是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在一次行动中登顶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经验，但是如果没有1975年第一次登迦舒布鲁姆峰的经验，没有在喜马拉雅试行阿尔卑斯式的初衷，那这次成功是想也不敢想的。我们这次纵走行动的业绩是：登顶了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上、下走了四条不同的路线，没有人员、物资支援，没有预设营地。这个经历到目前为止没人能够重复。
现在，这种探险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中国每年签发的登山许可证越来越多，在那些山上有众多的登山者们从不同的路线向上爬着。无论你是否情愿，在山里你总能遇到别人的营地和绳索，甚至可能与别的队伍同行。获得救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这正削弱了登山探险的意义。同时，你也可能从别人的营地获得你所需要的装备、食品、燃油，这也是对在登山中应该自我救助原则的侵犯。大规模地开展登山运动使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体验这项活动。但对真正的探险家来讲，探险的机会却越来越少。我们当时能尽情地纵走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而不受任何人为的干扰，这真是一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