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一九八零年
在珠穆郎玛的最后一步
在登山运动中，任何超越前人的攀登都是挑战极限的成功。我不断地将自己推向极限——从想像一个极限到超越这个极限。然而极限又是不断变化的，追求极限就是逐步逼近一种绝对不可到达的境界。这种绝对不可到达的境界魔术般地使登山探险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通过攀登那些8000米级的山峰，我逐步认识到了我的潜力和能力，认识了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不可为的，我的最后一个目标是不用人工氧气，单人攀登珠穆朗玛峰。然而，自从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一直在问自己：我能安全地爬上那艰难有最后300米吗？
英国的诺顿上校在1924年就曾登达珠峰8600米处，但他未能走上那最后300米。另一位痴迷的登山者——英国人马洛里在登顶的最后关头使用了氧气面罩，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成功登顶的机会。尽管马洛里是位反对使用人工氧气的登山家，但他也不再相信任何人可以不使用人工氧气而登顶珠峰，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医生和登山家们都认为，从心理上讲，不使用那种被尼泊尔人称为“英国空气”的氧气瓶和面罩，登顶珠穆朗玛峰是不可能的。
在50——60年代，可以灌装压缩氧气并可以将之携带到8000米高度的设备已经完善起来。登山家们用氧气面罩吸入氧气，在海拔8800米处使用人工氧气后的吸氧量相当于人在6400米高度的自然吸氧量。但是，对我来讲，登8000米级的山峰就应该是真正的8000米级的山峰，而不是什么人位于8000米的高度吸氧量却在6000米或7000米的高度。我要试试是否可以无跖登珠穆朗玛峰。我认为无 跖实鞘且恢公平的攀登。
我的准备工作在1972年就开始了，我打算同一去奥地利登山队同行。我曾同这支队伍中的耐兹和奥尔兹医生远征过马纳斯鲁峰。但直到1978年，我们才领到登珠穆很朗玛峰的许可证。这时我决定邀请彼德. 哈比勒加入我的探险行动并负担其所有开销。我与彼德的行动是完全独立的，但我付给这支奥地利登山队足够的资金以便使用他们的大本营并共同开辟和使用登山路线。
我和彼德曾计划从1953年希拉里首登珠峰的东南脊路线和1975年伯宁顿首次开辟的西南脊路线之间的南脊路线上攀。这是一条新路线。然而，当走了一程之后，我们不得不调整计划，回到奥地利队的路线上来。那条新路线太陡，冰壁上的情况也不好，这对我们无 跖 登来讲难度太大了。
除了登山之外，我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了解珠穆朗玛峰地区夏尔巴人的生活状况。夏尔巴人在这个地区生活了300年， 然而近年来大规模的登山探险和徒步旅行活动给这里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我和彼德同其它队员共建营地。大家合作得很好。与此同时，一支英国的电影摄影队与我们同行并拍摄我们 实 珠峰的电?。这部电影版权的资金也是这次攀登经费一部份。尽管在队伍中有职业摄影师，我还是带着我的相机以便拍摄登顶的照片。
出发之前，当我准备不用人工氧气攀登珠峰的消息传出之后，招来一片反对之声。权威们在电视上，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我虽然可能登顶，但不可能活着回来；即使回来了，也是一个植物人。这些舆论自然对我们有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序上挫伤了我们的热情。但是我还是要试，要顶风逆行。舆论的批评反而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不仅在登山的问题上是这样，在我的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不是要顽固不化地证明我的观点是对的，我只是想很严肃地试试不用人工氧气攀登珠峰。
1978年春季，彼德、我和那支奥地利登山队来到海拔5400米的大本地，那里仍然天寒地冻。一到下午五点，冷气直钻睡袋，把我们从头到脚冻个透，一夜也暖不过来，在这座巨大的山峰脚下，时常能听见冰层断裂的噼叭声，这使得我也开始怀疑起自己是否能战胜这高寒缺氧的环境。尽管在我的词典中从来就没有“怕”字，但在这两个月漫长征程的开始有些情绪波动也是正常的。
到四月底，我们登达了南坳，彼德的感觉不太好，我决定同两名夏尔巴民工安格和明玛先走一步。正在此时，一场暴风雪使我们困在南坳两天两夜。我体验到了呆在8000米的高度而不使用人工氧气是什么滋味。也正是在这时，我更坚定地相信只要天公作美，不用人工氧气我还可以登得更高。
5月8日，当耐兹，电影摄影师博格曼和那两名夏尔巴民工登顶后，我和彼德开始了最后的冲剌。我们俩人同加一名电影摄影师琼斯当天到达了南坳。第二天凌晨，又冒着风雪向上攀。
选择南坳作为突击营地是经过考虑的。我们需要尽量减少在8000米以上高度的滞留时间。在8500米处建营过夜而不用人工氧气是不可取的。如果我们像其他的珠峰攀登者那样将最后的冲剌分为两个阶段——从南坳到8500米，露营一夜后冲顶——那我们将不会成功。在高海拔地带滞留的时间越短，各种危险就越小。
从南坳到顶峰我们用了大约8小时。 最后一程我在前面走并拍摄电影。当彼德翻进希拉里台阶一步步走上顶峰时，我拍下了这有历史意义的镜头。现在再看这些资料时，马上就使我回忆起登顶后我们是如何昏昏沉沉地坐在这世界最高峰上的，那时我们几乎动都不想动了。
下山的情节是对剧性的。彼德是坐着滑到南坳的，我在山顶停了一会，拍电影，看风景，并在录音机里留了言。我希望这样能准确地保存我的记忆，仅仅依赖回忆是不可靠的。当我开始下撒时，前面的彼德已成了一个小黑点。到达南坳后，我的眼睛被灼伤了。这一天来我经常摘掉雪镜以便拍电影，到了晚上发展成雪盲，疼痛难忍，眼泪也一个劲地流。
5月10日， 天气仍然很不好，下撤像是在作一场恶梦。彼德在前面走，我在后边抓着绳子摸索着。他下到三号营地扣在那里等着我。我们会合后，休息了一会，他又先走一步。待我自己下到洛子壁脚下时，他已在那里等着我了。他像我一样，也受了伤，在滑下南坳时，他扭伤了踝关节而且脚也早已冻得失去了知觉。
我们到达二号营地时简直就是一对伤兵。但我们却深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我们成功地登顶了珠峰而没有使用人工氧气，尽管很多人，其甚至是专家，都预言这是不可能的。
无论我们摆出什么样的证据，仍然有人怀疑我们的成功。直到又有人重复了我们的成功之后，那些鼓躁不休的饶舌才算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