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阿普斯利·彻里—加勒德译/周鑫池俊常刘宪李瑞
“啊,可是有些东西人能摸得到却不一定能抓得牢,否则我们还需要天堂干嘛?”
——勃朗宁《安德里亚·萨托》
对我,以及待在这儿的每个人而言,所有这一切努力的付出都是因为它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就如同南极历史上发生的所有英勇事迹一样。要在南极漆黑的深夜中直面严寒和狂风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他们能在整整5个星期里克服各种艰险坚持下来,这简直就是个壮举。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看了这个故事后不会迷失自我。
——见斯科特的日记
世界上最艰难的旅程
先让我们看看鲍尔斯为冬季之旅雪橇需要负担的(供3人用的)东西列出的清单:
南极饼干135磅,肉糜110磅,黄油21磅,盐3磅,茶4磅,油60磅,煤油炉零件及火柴2磅,卫生纸2磅,蜡烛8磅,包装纸5磅,酒精8磅,2个9英尺长的雪橇各重41磅,一套炊具13磅,2个装满煤油的煤油炉,以及帐篷等等各种日用品、工具共计790磅。
3人小组在最后一刻还是决定将滑雪橇留下,拖着757磅的负载出发了。
把所有的负载都放在一个12英尺大的雪橇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用了两个9英尺长的雪橇,两个一前一后拴在一起。虽然这样更便于包装携带,可也增加了拖运时的摩擦力。
6月22日,隆冬之夜
深蓝的天空显得黑蒙蒙的,星光照耀着银色的冰河。随着温度的降低,冰层不时发出断裂之声,潮水涨起时的冰裂声更不绝于耳。总之,一波接着一波,一浪盖过一浪,都掩盖不住极光幕布般的倾泻。当你仔细看去,光线似乎暗淡了一些,然后一束强光突射出来直冲云霄,冲在最高处的是淡绿色和橙色,后面拖着金色的尾巴。然后它又再次落下,像探照灯一样消失在埃里伯斯火山的火山口后面。
营房内是一片欢腾。我们太高兴了——的确,有什么理由不快乐起来呢?今夜太阳又回到我们身边了,而这一天一年才只有一次啊。
晚餐后我们得发表演说,鲍尔斯没这么做,而是带来了一棵很棒的圣诞树,是用劈开的竹子和雪橇杆做成的,每个枝头还装饰着羽毛;我们拿出蜡烛、甜点和保存的水果,比尔还拿出了他最怪异的玩具。蒂图斯得到了三样最令他高兴的东西,一块海绵、一个口哨和一个玩具枪。于是他一会儿拿着海绵帮别人假装擦汗,一会儿又拿枪对所有人狂扫一通,还不忘吹吹口哨助兴。
他和安东跳起了骑士舞,而笨拙的安东则不停地对自己的失误道歉。庞廷的演讲是我们抵达后他做过的最好演讲,米尔勒斯则在不停地捣乱,这时我们都哄闹成一团,让庞廷无法继续讲下去。我们喝着酒,大厨克利索尔德却建议我们喝纯牛奶。蒂图斯又拿出口哨吹起来,大家高兴极了,我最后只记得他把米尔勒斯叫醒,问他有没有感觉到完全的自由。
5天后,我们3个人带着一丝恐惧出现在了麦克默多湾,带着两个前后拴在一起的雪橇、睡袋、扎营设备、6周用的补给、储物箱、冰镐、绳索等必需品。斯科特看到我们的行李后十分吃惊,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旅行中要承担253磅的重负。
虽然还在中午时分,可天却黑蒙蒙的,而且一点也不暖和。
在休息时,我回想起15个多月前在维多利亚街的那个肮脏的办公室威尔逊当时对我说:“我想让你也来,冬天我要去克罗泽角研究皇企鹅的胚胎发育过程。可我现在不能讲得太多,因为也许根本就去不了。”哦,这比维多利亚街可强多了,那里的医生已经不让我去了,因为街上的行人在我眼中只是一个个模糊的小块在动,他们还说如果我要去就得做好冒险的准备。而那时的我什么险都愿意冒。
经过训练,我们在哈特岬走过了可怕的、又滑又陡的冰壁,我原来还以为我会在那儿掉进大海呢。比尔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同行,废话,还有别人吗?我们俩都有着强烈的愿望,当天晚上又问了鲍尔斯,而他也欣然同意前往。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个3人小组。斯科特在那天晚上写到:“这次冬季之旅是一次全新的、勇敢的冒险,而这些愿意尝试的人又恰好都是合适的人选。”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但比尔和鲍尔斯是丝毫不用怀疑的合适人选。也许拉什利会是第三个合适人选,但比尔对水手一直抱有偏见,认为他们参加这样的旅行会“对自己照顾不周,而且不注意穿着”。但拉什利确实很棒,如果斯科特决定4个人组队,那拉什利就能去南极了。
如此冒险的意义何在?皇企鹅的胚胎为何具有如此重要的科学意义?3个身心健全的探险者为何要顶着巨大的困难在极夜里前往克罗泽角?
皇企鹅是一种不会飞行的鸟类,靠吃海鱼为生,即便是繁殖期也不会踏上陆地。它们将卵产在毫无遮拦的冰面之上,随着漂浮的海冰度过孵卵期。它们将企鹅卵放在脚面上,紧紧压在小腹下。皇企鹅是现存最古老的生物物种,所以其胚胎学的研究价值才会变得如此重要。皇企鹅是早期生物的典型代表。通过研究这种企鹅的胚胎,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生物的进化过程,还可以证明鸟类与爬行类动物之间的联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在克罗泽角(冰盾的边缘地带)海湾内的海冰上找到了一个皇企鹅的巢穴。企鹅蛋是我们在9月份发现的,威尔逊估计从7月初它就已经在那里了。因此可以说我们是在企鹅的筑巢期开始这次南极探险之旅的。
我们继续在严寒中前进,只能看到黑色的大地。然后我们扎营吃午餐。
从此我们开始了黑暗条件下的扎营工作,这也是我对第一次露营情况之所以留有印象的原因。我们所要做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对抗寒冷的气温……
雪域寒风加快了工作速度:我们卸下装备,解开雪橇上的绳索,找到帐篷,以最快的速度撑牢帐篷支架,固定帐篷的四周,搭好最外层的覆盖物。找到火柴,点燃蜡烛,开始作饭。
我们非常熟悉这些工作步骤:从抵达冰盾的春季开始,经过夏季直到秋季,我们整日整夜都在重复这些再熟悉不过的工作,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徒手作业。在卸完装备的20分钟内我们就可以喝到热腾腾的香茶,我们甚至认为戴着毛皮手套会影响我们的工作速度。
现在工作做完了。比尔说:“应该放慢一下节奏,看来我们是越来越适应在黑暗中进行工作了。”
我们在海冰上度过了那一夜,并发现距离标志巨石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才到达了哈特岬,并在那里吃了午餐。在这种条件下,做饭并不好做,以往那种每人负责做一个星期饭的安排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因为我们带的食物只有肉糜、饼干、和茶叶,所以决定每天轮流做饭。
当天傍晚,我们拉着两辆载满货物的9英尺长雪橇,从哈特岬出发了。这是头一次,(尽管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相对轻松一些的开始。我们绕过阿米泰奇角继续向东行驶,突然间遇到了一股寒流,从冰盾一直刮向温度相对较高的海冰,当时的气温是零下47度。我还干了一件傻事,为了抓住拖动雪橇的绳索,我摘下了手套,结果,我的10个指头都冻伤了。直到进帐篷吃晚饭时,指头才恢复了知觉,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每个指头上很快就起了两三个一英寸长的水泡,一直疼了很多天。
当天晚上,我们在冰盾尽头半海里的地方宿营了。当时的气温是零下56度。第二天早晨,当我们从冰冷的睡袋中爬出来时,才知道一天中最好的时间就是在吃早餐的时候,因为从那时起我们就又有17个小时不必呆在冰冷的睡袋里了。
从埃文斯角到克罗泽角,这19天恐怖的历程令人不堪回首,除了疯子,恐怕没有人会愿意再经历一遍。这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但在后面几个星期,情况就好多了,这不是因为后来的处境好多了,而是因为我们已经麻木了。当忍耐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想只要让我没有痛苦地死去,也心甘情愿。他们两个还讨论过如何选择一个壮烈的死法。殊不知,要想死可太容易了。只要服一剂吗啡,或是遇上一个冰隙,甚至睡上一觉都有可能造成死亡,但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
是黑暗造就了这一切。我并不认为在白天零下70度的气温是多么糟糕的事,至少还不是太糟,因为起码你还可以辨明前进的方向,可以找到雪橇过后的轨迹,可以沿着来时的足迹,找到余下的货物和捆扎在一起的装食品的袋子,可以直接从手表中读出起床的时间,可以在5分钟之内就扎起帐篷的门……
但是现在,从比尔大喊“起床了”开始,一直到我们穿戴整齐,要花掉4个小时。因为帆布和衣服都已经被冻僵硬了,所以一个人在穿戴时,必须要其他两人的帮忙才能完成。
呼吸和出汗也是个问题,在此之前我还从来不知道人体有多少废物通过皮肤毛孔排泄出来。在最为艰苦的那段日子里,在每天4个小时的跋涉结束之前,为了使脚部恢复知觉,我们必须活动一段时间,这样我们就一定会出汗。但是这些汗并没有通过我们的羊毛外套逐渐蒸发,而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就结成了冰。每当我们更换鞋袜的时候,总能在裤子里抖出好多冰渣来,本来在内衣里、衬衫里也有许多,但我们当然不能脱到那种程度。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将这些冰融化,一部分仍留在皮肤表面,一部分则渗入到了睡袋里。
在白天,我们呼出的水汽在脸的下半部分结成了冰,并且将羊毛头罩牢牢地冻在我们的头上。要想将它从我们的头上剥下来可不那么容易,你还要在煤油炉前守上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才能尽情地呼吸。但是真正的麻烦是在睡袋里,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以致于我们不能将睡袋上的呼吸孔打开。于是,一整夜呼出的水汽都凝结在我们的皮肤上了,同时随着睡袋里的空气越来越污浊,我们的呼吸也越来越快。我们又不能在睡袋里生个炉子。
当然我们不会一次就被冻成冰人,总要过上几天,我们才会出现这样的大麻烦。直到有一天,当我走出帐篷准备往雪橇上装货物的时候,才发现问题来了。那天我们用完早餐,穿上鞋袜,清理好温暖的帐篷后,便走出了帐篷。到了外面,我抬起头看看四周,结果发现我不能把头扭过去看后面了。我的衣服在大约15秒内就被冻住了。我就这样竖着脑袋过了4个小时,从那时起,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更加小心了。
到现在我们才意识到,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要放慢速度,只要条件允许就一定要戴上手套,一旦全身冻僵,就要立刻停止手头的一切工作,直到血液循环恢复为止。从此以后,经常会有人留下其他正在干活的同伴,步履蹒跚地走到一旁进行热身运动,如拍拍手臂、搓搓脸。但是,脚部的血液循环却不能这样轻易恢复,惟一的方法就是回到屋里喝点热水,然后再脱下鞋袜。但问题是我们很难知道自己的脚是否已经冻僵,我们只知道它们失去了只觉。这时威尔逊的医学知识便派上了用场:有许多次,他根据我们对脚部感觉的描述来判断是否应该回到屋里或是再干上一个小时再说。这个时候,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意味着一场灾难,因为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残废了,就会连累其他人。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因此而遭难。
6月29日,气温零下60度,时不时有阵微风吹在我们快要冻伤的脸上和手上。由于我们有两个雪橇的载重,再加上糟糕的路况,使得我们行进的速度非常慢。到了午饭休息时间,威尔逊的脚跟和一只脚的脚底已经冻伤了,我也冻伤了两个大脚趾头。而鲍尔斯却从来不用担心脚被冻伤。
晚上的气温更低,达到了零下66度,第二天早晨的温度也只有零下55度。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睡袋的干燥,我们并没有装上鸭绒衬。而我的睡袋对于我来说实在太大了,与威尔逊和鲍尔斯的相比,要冷了许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从来也没有像比尔的那样,从中间被撑裂。
现在我们到达了位于哈特岬半岛和无畏角之间寒冷的海湾。从冰盾吹来的风在这里改变了方向,就此进入了麦克默多湾和罗斯海。结果就造成了这里的积雪因为没有风的作用而冻结起来。现在它们都冻成了一个个像沙子一样的小雪粒。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在冰盾的表面,雪很松软,每一步踩下去,都会陷得很深,我们无法将它们融化,只能一架一架地挪动雪橇。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6月30日,当我们开始启程出发的时候,却发现无法同时拖动两架雪橇。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一次拉走一架,然后再回头去拉另一架。这种方法我们通常是在白天暴风雪来临时才用的。到了黑夜,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我们还有足够的光线,能够辨认来时的印迹,就这样我们在两架雪橇之间来回运动着,本来1海里的路,我们却要走上3倍的距离。午饭的时候,气温是零下61度,等午饭过后,天上就一点光线也没有了。我们只能借助随身携带的一点点蜡烛的光线来寻找第二架雪橇了。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3个冻僵的男人和一点点的蜡烛,竟然完成了这样的跋涉,我们一定是受到了朱庇特的保护,现在除了偶尔还记起那时的日子,我就再也感觉不到朱庇特的照顾了。
我们都保持沉默,要开口说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况且拉雪橇本身就是一件不需要讲话的工作。我还记得在寒流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很长一段时间——冰盾的气候就是这样吗?这真的只是一场寒流吗?这场寒流还会持续多久?这样的讨论大约持续了有一个星期之久。我们的进程相当缓慢,威尔逊也开始担忧起来。我们常常问自己,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只要有好胃口,其他的都不能称其为问题。”比尔总是那样气定神闲,我相信他恐怕是世上惟一能够领导这次探险的人了。
那天我们总共走了10海里,而路程本来只有325海里。露营时的温度是零下66度,那时我们几乎都要冻僵了。那是我最后一晚躺在鹿皮睡袋里睡觉而不用鸭绒被,对我而言那个夜晚糟透了:我连续打着冷战,难以停止,有相当一段时间全身都在抖,我觉得背部都要抖裂了。他们说牙齿打颤没事,只有身体打颤才算是感冒了。可这种痛苦我只能拿曾经不幸经历的牙关紧闭症与之相比较。我的一个大拇指生冻疮了,可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威尔逊在他的小睡袋中还相对舒服些,而鲍尔斯已经打起了呼噜。那天晚上雪橇下的最低温度是零下69度,而雪橇上的最低温度是零下75度。那相当于华氏零下107度。
7月1日我们的工作还是一样,可是发现拉起雪橇更加困难了,我们只能移动一个雪橇向前行进。从现在开始威尔逊和我在往回返找第二架雪橇的途中,眼前都出现了错觉,而鲍尔斯也只是在程度上比我们略轻罢了。我在前面讲过,我们是靠着一点微弱的烛光来找寻返回的原路的,后来又发现还得靠我们原来的脚印。而这些脚印对我们疲惫的大脑而言不是凹陷而是阶梯:我们就像在登山一样,每一步都得痛苦地抬起脚来。可我们还得逼迫自己走过这些虚幻般的山丘。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意识到自己必须承受这些事实,因为我们已没有其他选择,而这些就已经让我们筋疲力尽了。
这些天我手上的水泡痛极了。在我的手被冻伤之前只感觉到冷,可是我整个手指上都长满了水泡,中间只剩下一层皮,早就给冻僵了。所以即使动动炊具或食品袋都是件苦差使,就更不用说点燃煤油炉了。一天,我挑破了六七个水泡让里边的脓流出来,立刻感觉轻松多了。之后我每天晚上都要挑几个泡,一直到把它们都消灭掉。每次都很难抑制自己不痛苦地号叫出来。
这些天有许多次我确实想叫,可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并不断地对自己重复。我记得这个规矩是从3月底开始起作用的,那时我的脚冻僵了,心跳变慢了,精神也正处于最低潮,身体被冻得僵直,我只好抓住铁锹,不停地铲雪,把雪铲到帐篷边缘,那时厨子正在帐篷里点煤油炉。“你在受惩罚,别停,别停,你在受惩罚。”我不断地重复着,想把每份勇气都收集起来。我发现自己仍在不自觉得重复着:“别停,别停,别停,别停,你在受惩罚。”夏天拉雪橇时的一件乐事就是可以让自己的思绪游走到千里之外的过去。奥茨过去经常把他的游艇提供给我们(上面还有腌鱼),我则发明了一种最紧凑的旋转书架,可是上面放的不是书,而是肉糜、巧克力、饼干、可可和糖,最上面还放着水果,这样不论我什么时候回家都可以立刻满足自己的食欲。我们还经常去剧院,想那些姑娘们……可现在,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所处的情况时刻提醒着我们:想别的事都是妄想。我们不能休息,我发现最好是让自己不要想起过去或未来——只为现在的工作而活着,同时强迫自己只想怎样最有效率地工作。一旦让自己乱想那就……
这天(7月1日)还有一阵讨厌的风来跟我们捣乱,它无情地扫着我们的脸。温度是零下66度,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微小的一阵风也具有破坏性,会立刻把所有暴露出来的部分冻僵。但我们都配备着皮毛做衬里的防风衣,头上戴着的巴拉克拉法帽也一直压到鼻尖上。这些都是最顶用的东西,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可脸的下半部分还是会很快被覆盖上一层冰,不过这本身也形成了一个保护层。旅行中有种很正常但却不舒服的情况发生:脸上的汗毛使冰层与皮肤分开,而对我而言则宁愿有这层冰存在,一直到我摘下帽子想喝口热浓汤时。我们只走了225海里,却耗费了整整8个小时。
那天晚上风力3级,温度是零下652度。这种情况是很糟糕的,好在当我们准备在第二天(7月2日)清晨启程时风力变小了,只刮着微风。那时起温度就一直在零下60度左右,并且持续了一整天,到晚上才有所降低。下午4点,我们看到左侧的半岛上空有一团雾形成,同时发现我们原本冻僵的手套都解冻了。而且星光照耀下陆地的轮廓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来回往返运输后,我们行进了25海里,并于晚8点露营,当时温度为零下65度。这次行进过程十分艰辛,我的双脚在午餐时都不同程度被冻僵了。晚饭后我又挑破了六七个水泡,痛苦顿时减轻了不少。
我曾遇到一些爱说笑话的人讲:“哦,我在加拿大时温度有零下50度,他们一点也不担心我。”或者说:“我在西伯利亚时那里冷到零下60度。”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的衣服干燥而简短,晚上他们是在一个舒适的床上睡了一个好觉,而且是午饭后从一个温暖的地方或暖气很足的车厢中出来刚走了几分钟。他们把那些都当作值得回忆的经历。天啊,如果把一次盛宴后吃香草冰激凌与喝热巧克力相比的话,这的确算是一次寒冷的经历。但以我们目前的状况,零下50度已经是个不能经常遇到的奢望。
那夜,我们第一次不用蜡烛,只借着初升月亮的月光。我们有意在月亮升起之前启程,可在我们本来应该能看到的时候她却只给了一些微弱的亮光。然而,有一次我们在她的注视下险些落入死亡的魔掌。
那是在我们进入冰隙群中之后不久,上面是看不太清楚的无畏角,大概靠近左侧,右边还有冰障的威胁。在黑暗中我们辨不清方向,只知道我们在向山下走,雪橇也滑行得越来越快。整天都没有什么光亮,云层挡住了月光,前一天起我们就没有看见她了。突然一片云飘过,月亮露出了她的脸,她让我们看到前面三步之遥就有一个大裂口,上面反光的冰层还没有玻璃厚。我们本来可能会和雪橇一起掉进去的,后来我想这可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渡过难关的机会,他不会那么残忍,因为他还要让我们继续忍受这个痛苦之旅。
但现在我们不需要担心冰隙裂缝了,因为我们离绵延几百海里长的活动冰障还远,它们在11000英尺高的无畏山坡下才接上缝。现在我们仍在脚脖子深的松软雪原上跋涉,这是一片无风区。我们好像根本踩不到底,而且因为雪中和空气中的温度相同,我们的脚和身体都越走越冷:在平常拉雪橇时,拉上15分钟你就会暖和起来,而现在则恰好相反。即使现在,我竟然没有发觉自己右脚脚趾已经踢到了左脚的脚后跟:这是一路上我养成的一个习惯,每次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都会这样。有一次我们停下来时都仰面朝天看天空,他们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壮观的极光。我没有看到,因为近视,而且天冷得让我没法戴眼镜。当我们向东行进时极光总在我们前面,它比我们之前在麦克默多湾过冬时见过的都要美。现在大部分天空都被一块块摇摆着的幕布挡住了,它们旋转着在空中相融:泛着柠檬黄、绿色和橙色。
这天晚上的最低温度是零下65度。7月3日温度在零下52到58度间,我们只行进了25海里,这时我暗下决心不能接近企鹅。我明白比尔这些天晚上没过好,虽然这只是感觉,因为他从没有说过什么。我们知道大家睡着了,因为听到了呼噜声,我们也都做梦,做噩梦。但我们几乎都没有什么意识,而现在当我们在行进中停下时都开始真正睡着了。
我们的睡袋现在变得很糟糕,晚上它要从里到外都解冻得需要很长时间。比尔把他的睡袋铺在当中,鲍尔斯铺在他的右侧,我在他的左侧。比尔总说我应该在他之前把腿伸进我的睡袋:因为我们在吃过热腾腾的晚餐后很快就会冷下来,他愿意给我暖睡袋,确实很无私。然后就要打着冷颤熬过7个小时,接着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在睡袋冻僵之前把个人用具塞进去:这睡袋就像是个冻僵了的瓶子,我们把自己塞进去就是每个晚上的开始。
每当我们努力把身体塞进睡袋时都会陷入一种奇怪的困惑中,并因此不得不承受抽筋的痛苦。我们都磨蹭着,摩擦摩擦,然后直接钻进去。而且我们的胃也会抽筋,鲍尔斯尤为突出。晚餐后我们会让煤油炉再着一会儿——这是我们目前一直愿意做的事——当拿着煤油炉的人开始抽筋,我们就赶紧把煤油炉拿走,直到他不再痉挛为止。有时看着鲍尔斯胃抽筋简直是件痛苦的事:他的情况比我和比尔的恶劣多了。我更多情况下会心口疼,尤其是晚上在睡袋中时:我们吃了很大一部分脂肪,也许这就是病因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愚蠢得都没有发现,后来比尔发现了,他很快就用医学方法帮我改进了。
鲍尔斯总在早晨点着蜡烛——这可是件伟大的事业。如果看看我们的火柴你会发现它已经受潮了。我猜部分原因可能是把它从外面拿进了一个相对温暖的帐篷里,部分原因是把它放进了我们的衣服口袋中。有时点着一根火柴需要耗费四五盒。火柴盒和火柴的温度大概有零下100度,人的皮肤和它们哪怕产生一点接触就会被伤害。如果戴着手套你就不会感觉到——尤其是手上又生了老茧就更感觉不到了。点亮清晨第一盏灯是个很冷的差事,尤其因为点亮灯就意味着不能再睡觉了。比尔总是坚持我们每晚都要在睡袋中躺7个小时。
在文明社会人们都有自己的观念,因为他们可以隐藏的方式太多了,而且时间太少,也许理解也太少了。可是在南极不是这样。这两个人经过冬季的旅行活下来了,后来他们跋涉南极未能生还。他们就是金子,纯粹,闪光,毫无杂质,用语言根本无法形容他们的友谊有多深厚。
经历了这些天,以及未来还会经历的日子,包括我能想像到的最坏环境,我们的嘴里都不会说一句着急或者生气的话。后来,当我们确信自己会死时,我们会很高兴,我都能想到我们会唱的歌曲和发自内心的高兴话。我们从不着急,即使经常有紧急情况在一刹那间发生。有的人必须冲在最前面,而远不如他有存在价值的人却会留下。
有些人写到南极探险时把所有事都形容得易如反掌。我猜,他们的听众会说:“这人多么棒啊!我们知道他曾经经历的恐惧,然而,所有的困难和艰辛在他的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还有些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把零下18度说成零下50度,并让不知内情的读者认为那有多可怕,这能有什么用?这些事我都不想做,我不想假装这不是一次死亡之旅,回想起我两位已经故去的同伴的言行我甚至觉得愉快,同时我也不想把这次经历形容得比实际上可怕:读者们不需要担心我会言过其实。
7月3日晚上,温度降低到零下65度,但到早上我们醒来时长出了一口气,因为温度只有零下27度,风力为每小时15英里,天上也飘起了雪花。这只维持了几个小时,我们知道在我们躺着的无风区之外一定有暴风雪在咆哮,但这也让我们有时间休息和睡觉,并能够彻底地解冻,睡袋里也变得潮湿而又温暖。虽然我们都知道,等严寒再度回来时我们的工具会更难使用,可我仍觉得这场暴风雪使我轻松了不少。行进艰难极了。白天温度降低到了零下44度,接下来的晚上则降到了零下54度。
刚下的新雪十分松软,而第二天(7月5日)的地面却使我们无法前进。我们像以往那样来回接力式地前进,努力拉了8个小时的雪橇,但我们只向前进了15海里。气温在零下55到零下61度之间,有一阵还刮起了微风,这使得我们更加无助。月亮周围有个圈形成了月晕,好像有个轴,还有个假月亮。我们希望正在攀登标志着无畏山开始的长雪堤海角。那天晚上的温度是零下75度,早餐时温度是零下70度,中午接近零下77度。在记忆中我发现那天没有作记录的意义。鲍尔斯带着的温度计在午餐后下午5点51分时显示的是零下775度,也就是华氏零下1095度,我想这种温度无疑就是把人放在漆黑的冻了冰的用具和衣服里忍受着。《探索》杂志的“踏青小组”测量的最低温度是零下677度,而在那种日子里对踏青小组而言,拉雪橇拉了14天,这是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是我们在外面的第十天,我们希望能在外面待6个星期。
好在我们这里没有风。当我们跋涉回去拉第二个雪橇时,蜡烛还一直坚持燃烧着,但如果我们一旦接触到金属,手指就会被冻着。想把雪橇上的皮带扣系紧很难,要动动厨具,或杯子、勺子、煤油炉什么的,就更困难了。我简直不知道鲍尔斯是怎么摆弄气象仪器的,但气象手册还保存得很好。可是一但贴近纸就会发现上面有一层薄冰,铅笔划不上去。绳索永远都那么冷,拽绳索在这种低温下简直冷极了。想把拉雪橇的绳索绑好,或者解开绳索,或者在早上收拾睡袋,都难受极了,可最难受的还是对付皮绳上的那些冰棱。有一条情况最严重的绳索就系在食物袋子上。真正困难的是绑帐篷门上的绳索:它本身是条线,可必须得系紧。
比尔一次次问我们要不要回去,我们都说不要。然而已经没有什么让我更喜欢的东西了:我很清楚,梦想到克罗泽角是最疯狂的想法。那天我们像以往一样来回运输,使尽了浑身力气才行进了15海里。这已经很不错了——克罗泽角离埃文斯角有67海里远。
在短暂的一生中我不止一次地想,一个人在追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别人都很清楚而他自己却不明白,那他生活的价值何在?我们从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当我们在无畏山脚下建造温暖的石屋,点起炉子吃着腌菜时讨论石器时代。我们都是聪明人,都知道此行不是去看企鹅的,如果这样就太愚蠢了。然而我们态度坚定、相处极其融洽,甚至如绅士一般,他们两位一直带领着我们的队伍,而他们让我怎么做我就会怎么做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