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阿普斯利·彻里—加勒德译／周鑫池俊常刘宪李瑞
有人让我对这类探险活动作一个全面的评价。但是很显然，当我身在其中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只是一个24岁的助手，无法去评价那些年长的队员，而且也不知道我的评价是否有价值。我现在的想法是我们经历了一场最可怕的悲剧，令人刻骨铭心，因为这场悲剧不是因我们的错误而引起的。我用了整整10年时间去审视南极探险。在比较了我们与 阿蒙森的行动后，我感到非常吃惊。一方面，阿蒙森的行进路线几乎是笔直的，他们抢先一步到达了极点，然后返回；他们没有牺牲一个队员，没有损失一匹牲畜，而且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极点考察本身上。这可能是一次最完美的考察。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经历了可怕的凶险，创造了超越人类耐力极限的奇迹，在庄严的教堂布道时被人们称颂或者被雕成塑像供公众纪念，但在到达极点的时候却发现这次可怕的冒险完全是多余的，而且我们最优秀的队员已永远地葬身南极。无视两者之间的这种对比是非常可笑的——如果在写书的时候不考虑这些，那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让我先来评价一下阿蒙森，我并不打算掩饰我们对他的看法。他让我们相信他装备“弗莱姆”号是为了进行一次北极探险，然后他驾船向北驶去，但是却突然掉头向南急驶。没有什么会比这种声东击西的做法更令人不快的了。当斯科特到达极点，发现阿蒙森已经先他一个月到达那里的时候，他的沮丧可远非是小学生输了赛跑比赛可以比拟的。我曾讲过，斯科特和4个伙伴为了到达极点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以及他们在返回途中曾经历了怎样的磨难，直到他们死去。这些凶险和痛苦的经历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南极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太阳不会落下去；在那里无论你转向哪个方向，你的脸都是朝着北方。当斯科特看到挪威人的帐篷时，他已无话可说。这次冒险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所有的痛苦都已经过去了，将来的探险家也不会过多考虑这次经历。他可能会问，阿蒙森成功的秘密是什么？我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失落是什么？我会首先接受阿蒙森的成功。毫无疑问，亲身经历过此次探险的人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素质。由于具有一个天才探险家的睿智，阿蒙森已事先预计到了鲸湾的土地会像罗斯岛的一样坚硬。同时，他还具有非凡的领导才能——对原来的计划做出了重大调整。实际上，当阿蒙森没有采用斯科特和沙克尔顿已经探明的路线，而是自己找出了第二条越过高山的路时，这确实是重大的调整。当他这样做之后，他获得了成功，并且闯出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路线。实际上，在更好的路线被发现之前，这是最好的。这种尝试可能会令他失败甚至丧生，因此他的动机和他敢于说服自己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这些都给了他莫大的帮助。一些保守的捕鲸船船长不同意斯科特尝试使用摩托车、马和人来拉雪橇，而始终坚持用狗来拉雪橇。正是这些不起眼的选择让阿蒙森顺利地到达了极点并安全返回，而且他的队员和狗也没有感到特别疲劳。他从始至终没有拉过一英里的雪橇。
从这次过于顺利的探险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阿蒙森的探险队比我们更具素质。我们遭受了太多的磨难，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头脑和勇气。我们首先是一支探险队，公众支持我们以极点作为目标，虽然极点并不比高原上的其他地方更为重要。我们按极点探险的步骤来进行，并且比先行者们带回了更多的成果——斯科特的“发现之旅”。我们有许多非常能干的科考队员。我们有兴趣和好奇心。我们承担了两三次探险的工作任务。
很明显，在这支充满活力的队伍中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斯科特想要到达极点：一次危险、艰辛但可行的探险。威尔逊想得到皇企鹅的蛋：一项非常危险、非常累人，而且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获得成功的3个人是因为奇迹才得以幸存。这两件事必须分出主次。除此次旅行和补给站之旅外，更糟糕的时候还在后面。我们几个幸存者还要去搜寻那些死去的同伴，因为可能还会有人活着，在冰窟中等待着我们的营救。事实证明这种推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返回的途中发现了坎贝尔的分队。他们一面自救一面等待我们的出现。但他们还活着，健康地活着。但假设他们也已经死去，大家又会怎样评价我们呢？
实干家总是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不满。他说应该带上狗，但他没有说怎样才能让它们顺利地上下比尔德莫尔冰川。他为雪橇上增加了30磅的地质标本而生气，因为拉雪橇的人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由于冰面摩擦力的缘故，这些重量并不是死的，因此对拉雪橇的人造成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他也不知道，正是这些标本记录了南极大陆的年代，而且很有可能解释了整个植物生命的历史。他承认我们非常棒、非常勇敢而且勇于奉献。我们的探险对于整个探险队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而阿蒙森那边就缺少这个。但是他对我们缺乏耐心，而且还说阿蒙森没有让科学考察耗去队员们的全部精力，也没有影响到他自己去极点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他是对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忙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是在尽我们的所能来丰富人类对南极的认识。
当然这一切都充满了各种捉摸不定的因素。如果斯科特带上了狗，并且把它们也弄上了比尔德莫尔冰川；如果我们在补给站之旅中失去了马匹；如果狗没有被带到那么远而且也没有设立囤仓补给站；如果在冰盾贮存了马匹和额外的油；如果被带到极点的是一个4人分队；如果我没有遵守命令从囤仓补给站离开，并杀了必要的狗；或者说，如果我只是往回走了几英里，并把一些食物和燃料埋在插了小旗的石标堆下面；如果是他们先到达的极点；如果是另一个季节……但是事实证明，除非有狗的帮助，否则从麦克默多湾到极点，斯科特不可能走得更快了。另外，实干家会问，为什么我们去麦克默多湾而不是鲸湾。因为我们要争取科学考察的连贯性，这对于这项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并且对于比尔德莫尔冰川来说，麦克默多湾是继续进行极点考察的惟一起点。
我承认由于严格地执行节省肉糜饼的计划，我们始终保持着足够的体力。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人数不足，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干各种工作。这样的工作是如此之多，而让我们去熟悉这些工作的机会却很少。总的说来，我不知道我们怎样才能胜任这些各不相同的工作，但我不希望再来一次，我决不希望还需要让我们再来一次。我希望由国家来协调这项工作，派遣充足的人手，让大家同时干一件事情。加拿大人是这么做的，为什么英国不这样做呢？
但是我们在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上浪费了过多的精力。我曾说过，每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是如何去寻找志愿者的，而且这种情况频繁出现。更不幸的是，不光是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是那些本来应该安排好的日常工作也需要由志愿者来完成。这种状况就让那些勤快的人过度劳累，因此整体进展非常缓慢。队员们要干的事太多了，而且他们随后被告之自己干的工作都是规定之外的。不应该要求队员们干这么多的工作。但是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规范的日常工作制度。
我们的资金不足——可能当别人的目标不是极点时，斯科特不愿接受那些资金。我们并不缺少那些可以从大商店买到的东西，所有的登陆用具、雪橇和科学设备都是一流的，但是这中间最重要的一项，船——却差一点让我们葬身海底。
人们在谈到哥伦布的船时(当时哥伦布正按自己的设想，从加那利群岛出发驾船西行)，总说那些船十分简陋。但相对于当时的水平，他的3条船已经远远好于我们的那艘旧船。可能连北极熊和驯鹿都无法在那艘船上生存下去，而我们却要驾着它驶向每年只有一次白昼变换的冰雪荒漠。阿蒙森拥有为探险特制的“弗莱姆”号。斯科特有“发现”号。有人想到了“尼姆罗兹”号和“陆地之星”号，于是在木船市场挑了一条二手船，装上了马匹、狗、摩托车和各种探险辎重，但没有人考虑到在里面进行科研工作的人。大家更倾向于要求《极地工厂法》认定用这样的船把人送到冰天雪地去是犯罪行为。这种船只适合在伦敦桥和拉姆斯盖特之间航行。
然而，就是这样的装备也要去求别人的资助。沙克尔顿一直在敲有钱人的门！斯科特也写了几个月的信请求资助。真不知道这个国家还有没有羞耻心。
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应该大力支持各方面的探索，包括探险。在资助科学探索的时候，各个国家有足够的国际合作的余地。南极大陆的大部分还是未经考察的，但是想通过普通的早期移民在已探明的部分建立殖民地是根本不可能的。罗斯岛不适合建殖民地，它只适合建立有精良装备的科学站，可以让考察人员在里面住上一年。我们在那里待了3年，时间太长了。如果再让我们多待哪怕是一年，我们都会疯掉的。我一共参加了5次大的旅程。一次是冬季之旅(我认为以我们的装备，是不应该进行的)；而另外的狗拉雪橇之旅和搜寻之旅本该由新人来完成的。当然，英国人负责每一次的行程，并坚持到底，但同时他们也付也了代价，损失了5个最强壮、最成熟的队员。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只是体力上的透支，虽然可能原本并不需要这样。要建立这样的考察站和开展这样的考察单单依靠个别英雄人物和热心人向有钱人筹款以及科学界的资助是不够的。像内尔斯的北极探险一样，这需要组织全社会的力量。
我不能设想在下一次的极地探险中使用人力拉雪橇或者是由狗、骡子或马拉的雪橇，或者以这种方式来建立补给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希望不会出现因为一艘二手的燃煤船而造成物品包装破损的现象。如果想从容、合理地干好每一件工作，就需要特制的、足够的船只，特制的机械动力的拖拉机以及经过特别训练的、数量充足的人员；而且上至内阁部长，下至每个候选人都必须学会不要因挫折和人员的损失而产生动摇情绪。我不敢假设在死之前，我会再到南极去，不过如果条件合适的话，我会去的。回来的时候我可能不是英雄，但至少不会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只要掌握好停留在那里的时间，而且运用现代文明的力量来安排好膳宿，南极并不会比在赤道上的最糟糕的军营更差。我希望等斯科特回来后，(实际上他已经上了天堂了，冰盾也不见了。1916年，沙克尔顿的队员们没有发现我们留下的丧葬堆的痕迹。)那些令他的身心倍受折磨的困境将成为一个可怕的过去，而那令他伤心的道路也变得像皮卡迪利大街一样通畅。
下面让我来谈谈罐子的接缝问题。不论在将来工作干得多么出色，组织者首先应该了解我们所说的有关油、寒冷和食物的情况，而这其中的重中之重是——油。
在最后的几个补给站，斯科特一直在抱怨缺少油。当然，煤油的缺乏是由于装油的罐子漏了。这些罐子只适合夏日阳光下的炎热和秋天的气温，而南极的天气却是出乎意料的寒冷。在“发现之旅”中，斯科特是这样来描述那些装油的罐子的：
每个罐子上都有一个小软木塞，这是个弱点。煤油从这里跑了出来，很恼人。许多油就是这样浪费掉的，尤其是我们的雪橇行进在颠簸的路面上时，罐子都是摇摇晃晃的，不时还有被打翻的。不管塞得多用力，都不会塞得很紧，所以最好是用金属旋盖。我们新开了一个罐子，发现里面的油只剩下了三分之一，这就是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约。
阿蒙森是这样写的：我们把煤油放在普通的罐子里，但它们不够结实，比耶兰德只好不断地去把罐子焊牢。
我们的罐子被斯科特用金属螺丝固定住。在搜寻之旅中，我们在到达囤仓补给站之前没有碰到麻烦。在上一年秋天，我为极地分队设置了食品和油的补给点。我把食品装在帆布袋中，埋在雪下7英尺的地方，而油则放在雪地上，这样盛油的红罐子能为补给点起到额外的提示作用。当我挖出食品袋时，里面的东西已经无法食用了。大量的煤油从罐子里漏了出来，经过了一个冬天和春天，已经渗到了雪下7英尺的地方。
随后，我们发现了极地分队，知道他们缺少煤油。当我们回到埃文斯角，发现有人正在那里挖掘，他找到了用木箱子装着的8罐一加仑装的煤油。这些是由“陆地之星”号带到克罗泽角，并在1911年9月被运到埃文斯角的。在冬天，它们完全被雪盖住了，这样就被人忘记了，没有随船运走，直到15个月后才再次被人们挖了出来。到那时，有3个罐子是满的，3个是完全空了，另外还有2个，一个还有三分之一的煤油，一个有三分之二。
由于具有挥发性，煤油会从接缝处汽化逸出，而且严寒令这一过程加快。我认为，固化和体积缩小也与此有关。其他探险队应该对此予以特别关注，他们可以把油埋在地下以减少这种风险。
必须提到的第二点是，斯科特在冰盾遇到了难以想像的严寒，这是灾难的直接原因。
他们到达冰川的时候，气温还比较高，等他们到达冰盾一周后也没有什么异常。但是随后，在2月26日晚上，最低气温骤降至摄氏零下37度。这就意味着，半夜的时候，太阳已经降到了地平线以下。斯科特是这样写的：“毫无疑问，冰盾中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在气象报告中，辛普森毫不怀疑极地分队碰到了异常的天气。他是这样写的：“气温记录清楚地显示出在每年最开始的时候，那里会是如何的寒冷，而同时几英里之外海面的气温却要高出40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麦克默多湾到冰盾南面的这段路中间竟存在着40度的温差。”在1912年的行军中，其他几个分队的气温记录和埃文斯角的记录进一步证实了辛普森的观点，那就是斯科特碰到了在秋季极为罕见的低温。
辛普森是根据麦克默多湾探测气球上自动记录仪采集的数据而提出这种观点的。这些数据显示，冬天在雪的表面太阳光会迅速产生反射，这会使周围的空气冷却。这样就会在接近地面的地方产生一层比上面的空气低好几度的冷空气，就会比实际气温要低。当然，这只有在没有风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有风的话，冷空气层会被吹散，冷热空气混合，气温就会升高。
按辛普森的观点，斯科特遭遇到严寒的原因是南极没有风。在埃文斯角，气温比正常情况低10度，而在斯科特那里要比平常低20度。
第三个是食品的问题。这对于以后的探险家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事实证明，极地分队没能走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垮掉了。虽然他们是按最高食物配额吃的，甚至还超过了最高配额，但他们还是越来越虚弱了。他们只是在去比尔德莫尔冰川的路上，因食品的短缺才吃得省了一点。第一个垮掉的是探险队中体格最健壮、体重最沉的、“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家伙”。
每天的食物配额有两种。冰盾配额标准(B标准)是在向极点进发的冰盾上采用的标准。最高配额标准(S标准)是根据冬季之旅的经验而制订的。我认为这是最合理的标准，它包括16盎司饼干、12盎司肉糜、2盎司黄油、057盎司可可、3盎司糖和086盎司茶叶，总共是每人每天3443盎司。
12名队员从比尔德莫尔冰川脚下开始前进时采用的是最高食物配额，而且在各补给站也是按这个标准来准备的。这个标准比冰盾配额标准更能满足需求，而实际上在夏天驾着马或赶着狗给冰盾上送物资的时候是根本吃不了这么多的，这是为人力拖运雪橇的时候准备的。
这是根据在一定的条件下，干一定的工作而计算出人体所需的一定比例的脂肪、糖份和蛋白质，但这个标准并没有搞清楚所需的总量。极地分队的工作非常吃力：气温从比较暖和到冰川下的平均摄氏零下20度，而且高原上的空气还十分稀薄。当他们从冰盾返回的时候，大约有一个多星期，气温不是十分低。但紧接着，白天的气温就降到了零下30度，而到了晚上，太阳在水平面以下的时候，气温是零下40度。这样的气温对于那些精力充沛、衣着整齐的人来说还不是十分可怕，但这对于那些夜以继日地工作了4个多月，并且食物不足的人来说是非常恐怖的。是不是气温致他们于死地的？
毫无疑问，是低温导致了他们的死亡。如果气温高的话，他们应该还活着。但埃文斯不会，他在低温降临前就已经死去了。是什么导致了埃文斯的死亡？另外，虽然其他人都是按配额标准甚至是超标准来进食的，为什么他们还会越来越虚弱呢？为什么他们会虚弱到死去呢？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天气情况是不是足以造成这场灾难。这些队员按配额标准进食，这样他们就能吃到足够的食物，应该足以应付他们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一直到2月底，他们都很好地保持了体力，但是3月份的状况却比想像的要糟糕得多——当5个人中的3个幸存者支起了他们最后一个帐篷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状况简直是惨不忍睹。在此次探险之后，我发现阿特金森更为关注食物配额标准的问题，他请一位具有最新知识的化学专家来为我们制订食物配额标准。实际上，斯科特死后，他担任了探险队的队长。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在下一年的物资运送时提高了食物配额标准，所以我怀疑当时已经明白以前的标准实际上并不够。下面是一些令我十分感动的数据，这些数据是他一手统计出来的，在向公众发表的时候还会更详细一些。
根据最新的标准，在华氏零度的气温下(冰盾上的平均气温)从事体力工作，需要7714卡路里的食物才能干10069英尺吨的工作。而我们实际采用的冰盾配额标准是4003卡路里，就相当于5331英尺吨的工作量。同样的，在华氏零下10度的气温(比较高的高原平均气温)下，8500卡路里可以干11094英尺吨的工作。而我们实际的最高标准是4889卡路里，相当于6608英尺吨的工作量。这是按所有食物都被完全吸收的情况计算出来的。但事实证明，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脂肪，有一定量的脂肪是不会被消化的。
有好几件事证明我们的食物配额标准不够量。首先，这个食物配额标准不适合我们长距离的拖拉雪橇。毫无疑问，当人在拉雪橇的时候，自然会有一部分肌肉变发达，而另一部分肌肉则会变弱。比如，整天拉雪橇就会消耗手臂的肌肉，而拉了几个月的雪橇之后，就再也没有力气去举起重物了。当1912年2月补给船到来的时候，我们有4个人在埃文斯角，都是刚刚结束了3个月的极地之旅回到那里。我们和船上的人一起将各种补给品卸载在雪橇上。这实际上意味着每天要拉20英里的雪橇，上面是驼峰一般的箱子。从早晨5点一直到深夜，吃饭不固定，中间也没有休息。我还记得这样的工作对我是何等的艰难，我一直在期待能早日结束这项工作。船上的人是每隔一天才拉这么一次，因为“他们不习惯干这项工作”。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主意。这样的话，其中有一部分人在秋天还要去拉雪橇，这是非常愚蠢的。
另外，在极地之旅中也有用人力拖运雪橇的经历。你可能还记得，去比尔德莫尔冰川的路上就是用人来拉雪橇的。他们拉的雪橇不重，不过因为是按冰盾食物配额标准，他们的体重都变轻了。当他们按最高配额标准进食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善，特别是拉什利。而极地分队和留守的两个分队是在旅程的最后阶段，从山脚下才开始采用最高食物配额标准的，他们的身体都变虚弱了。按阿特金森的观点，这是食物配额标准不足造成的。第一个回来的分队走了大约1100英里。回来之后，他们身上用来拖运的那部分肌肉没有任何问题，但这个分队的领头人阿特金森认为他们其他部位的肌肉至少减弱了70%。虽然在回来的3个分队中，他们的情况是最好的，而且他们碰到的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上，但他们的体重还是减轻了许多。
第二个返回的分队就碰到比较恶劣的情况。他们只有3个人，而且其中有一个病了。有120英里的路程，他不能拉雪橇，还有90英里他是坐在雪橇上，被同伴拉着走。他们碰到的气温大约为零度。回来后，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
斯科特不断提到极地分队与日俱增的饥饿。很显然，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吃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了最高标准，但食物并不能减缓逐渐恶化的情况。他们碰到的平均气温是零下10度以下。他们并不能完全吸收这些食物：增加的热量不仅要用于应付因恶劣的路况和顶风所带来的额外的工作量，而且还要给他们的身体带来热量，让衣服和睡袋变暖和。
我相信以后的探险队不仅会大大提高我们曾采用过的食物配额标准，而且还会调整好脂肪、蛋白质和糖份的比例。考虑到我们的身体并不能完全消化脂肪，阿特金森认为增加脂肪以减少蛋白质和糖份的负担是没有用的。他建议每天应该摄入5盎司脂肪。糖份的消化是很容易，很彻底的；而蛋白质的消化则复杂得多，这需要足够的消化酶。因此，标准中应同时增加糖份和蛋白质的数量——尽量以干的、纯的方式提供。
事实上，并没有对此的批评和指责。我们的配额标准是所有被采用过的标准中最合理的一种——不过我们现有的知识比当时多了许多。我们现在讨论这些完全是为了将来。
在我带着狗拉雪橇队离开哈特岬5天后，坎贝尔到达了那里。在我们回去的时候，发现他们留了一封独特的短信，说他们对来晚了没能参加搜寻之旅表示遗憾。如果我像他们一样这么过上10个月，也就不需要用马拉雪橇来把我拉回去了。他们在等船来的日子里，还是很热心地干了很多有效的工作。
我们有极点的记录：坎贝尔和他的队员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不仅安然渡过了可怕的冬天，而且随后还乘雪橇到达了海岸边。而我们自己却面临困难的选择，只能靠双脚来前进。我们从没想过比这更糟糕的情况，我们也很少想到这种情况。
我希望能在罗伊兹营地的群栖地看到大量阿德利企鹅的胚胎，但是我从没指望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在夏天我总是乘雪橇出去的。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阿特金森想在同一个地方研究寄生生物，而其他人则进行测绘工作。但真正的工作是登埃里伯斯火山，它从我们的门口开始一直向上直到13400英尺的高度。在戴维斯教授的率领下，沙克尔顿的一个分队从3月份开始攀登，并设法将雪橇拉到5800英尺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能做一个调整。在此前一年，德贝纳姆借助望远镜选择了一条行进路线，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可以把雪橇拉到9000英尺的地方。这证明这项工作并不困难，惟一的难点就是体力和呼吸的问题。
他们这个分队很活跃，他们白天工作很努力，晚上还唱唱歌。德贝纳姆说，这段旅途很平静，也很和谐，这是他在南极经历过的最完美的旅程。德贝纳姆和迪卡森都碰上了高山反应，而且他们俩还都是烟鬼。那里清新的空气给人的印象很深。在山上5000英尺的地方，他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梅伯尔尼山脉和琼斯角。这两者之间相隔只有两三百英里；在西面有几座未标注的山峰，只是因为从一点出发是无法测出方位的，因此他们没能精确标定那几座山的位置。而海湾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云笼罩着，只有伯伏特岛和富兰克林岛是清晰的。和戴维斯分队不同的是，他们看不到伯德山脉上火山活动的迹象。大家都希望能看到伯德山脉上的迹象，但是它几乎完全被冰雪覆盖着。在9000英尺，伯德山脉和“陆地之星”号看上去显得很渺小，也没有意思。在老火山和有点倾斜的第二座火山之间的山谷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们也发现那里有一条充满着冰隙的冰川。普里斯特利和德贝纳姆都认为可以通过这个山谷向前进，同时可以找出一条没有冰隙和陡坡的路。而且他们发现可能从克罗泽角出发会更加明智。
12月11日起，普里斯特利、格兰、阿博特和胡珀开始从9000英尺出发向一个活火山口进发。经过了4天的准备，他们把帐篷、支杆、袋子和室内外的炊具都打成包，然后抵达了位于11500英尺的第二座火山，但是第二天他们因为云的关系担搁了一天。在这个高度上，气温是在零下10度到零下30度之间变化，而这时海平面的气温是零度左右。到12日凌晨1点，天气变晴朗了，从山顶吹来的一阵南风吹散了云雾。整个分队迅速行动，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到达了活火山口的边上。他们向下看，但是里面充满了水蒸气，看不到底部。两边的倾角很大，高低相差500英尺。当他们能看到峭壁的时候，发现整个火山口的周长大约有14000码，在其顶部大部分是浮石。长石晶体从里面不断地喷出，堆积在雪山之巅。我就有这么一块，有35英寸长。
有两个人返回了营地，因为其中的一个冻伤了脚。他们想使用沸点测高计，但因为风的关系，没有成功。他们在锥型石堆上留下了一个记录仪，然后开始返回。但是当他们下降了500英尺以后普里斯特利发现他是把一罐打开的胶卷留在了上面，而不是记录仪。格兰说他要回去换一下。当他到达山顶的时候，上面发出了响亮的爆炸声。大块的浮石伴着浓烟喷涌而出，巨大的气泡一个接一个爆开。格兰身处其中，听到气泡发出咚咚的声音。他看到浮石状的熔岩像一个个火山炸弹，在它们的里面是一串串拉长的、头发状的玻璃细丝，这是丝状火山砾。格兰对随后而来的二氧化硫气体感到有些不适。16日，他们到达了罗伊兹角，这次成功的旅行一共花了15天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沙克尔顿临时营地的小屋子里拥有一年中最愉快的时光。太阳很明亮，冰川脚下海面激荡，水花四溅，美丽的山脉环绕着我们，门外就有企鹅在做窝。在那里我们一直期待能有这样的时光，而对于刚从地狱之门回来的6个人来说又是怎样的呢？
沙克尔顿的队员们用各种美食把自己塞得像感恩节时的火鸡一样。煮熟的鸡肉、腰子、蘑菇、姜、葡萄干饼干和各种各样的汤，当然最好吃的是被当作早餐的、涂了黄油的贼鸥蛋。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不为所知的事情最终都弄清楚了，而且也不需要为坎贝尔分队继续担心了。这一切看上去很不错。我整整三个星期一直在研究阿德利企鹅，并得到了一整套的胚胎。这完全是威尔逊的想法，他认为胚胎学是脊椎动物学者到南极来的第二项任务。我已经说过，在整个演化链中企鹅是非常有趣的一环。获得胚胎的目的在于发现企鹅是从哪里来的，和其他不会飞的鸟类相比——比如说几维鸟、鸵鸟、美洲鸵以及刚刚灭绝的恐鸟，它们是不是更加原始。这是一个开放的课题。而无翅的鸟类还继续在南方大陆的岬角上繁衍生息。在这里，竞争远不像人口稠密的北方地区那样激烈。企鹅的祖先可能是生活在北半球的，而且也使用翅膀飞翔，只是后来才被赶到这里来的。
如果企鹅是原始的鸟类，那么可以推断在最南端的企鹅是最原始的。南极的居民有两种，是皇企鹅和阿德利企鹅。而后者更适应这里，数量也较多，因此从冬季之旅开始，我们就倾向于把皇企鹅当作最原始的企鹅来研究——即使它并不是最原始的鸟类。另外，我也很高兴能得到一整套阿德利企鹅的胚胎。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与当地居民完全不同的巨人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游荡。
我们回去得太晚了没能赶上企鹅下蛋，因此我们不能说出胚胎有多大了。当我看到有一些窝里并没有蛋，而上面却坐着企鹅时，我感到还有希望。可是后来才发现，这些窝是单身汉的住处，它们的妻子都在边上。我设法从窝里拿走了蛋，不过很快就发现窝里又有了新的蛋。我在这些蛋上做了标记，但是两天后我打开其中的一只时，发现里面的胚胎至少有两周了，因此我明白企鹅也会很不道德地从别人那里偷蛋。我发现那些企鹅会坐在与石头的大小和形状相似的东西上，就曾有一只企鹅坐在半个红色的荷兰奶酪的罐头上。它们并不是很聪明。
全世界都喜欢企鹅。我认为这是因为许多时候它们很像我们人类，而且有些时候它们更具备我们所缺乏的品质。如果我们有它们一半的勇敢，就没有人能阻碍我们。令人惊奇的是，在它们矮小的身躯里根本就不存在恐惧。它们喜欢登山，喜欢在浮冰上兜风，甚至还喜欢锻炼。
有一次暴风雪后，满地都是被废弃的石头窝。所有的公企鹅都在群栖地来来回回地忙碌着，它们每出去一次都会给妻子带回一块石头，这是一个最普通的方式。有这样一位朋友，它漫不经心地站在一块大岩石上，它知道这个花招对于在另一边的它和它的妻子意味着什么。
倒霉的是第三只企鹅。它还没有妻子，不过现在是一个机会。它以最快的速度来回穿梭，从废弃的窝中叼走石块，放到岩石下，然后回头去找下一块。而这个时候我的朋友就站在那块岩石上。当那个倒霉蛋带着石头来的时候，我的朋友用背冲着它。一旦那只企鹅放下石头去找下一块时，它就跳下岩石，用喙叼起石头，绕过岩石，把石头交给它的母企鹅，然后再回到岩石上，不时地回头看下一块石头会在哪里。
我对这个过程观察了20分钟。我不知道那只可怜的企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搬石头的，而且那块岩石下面始终就没有石头。有一次它看上去有些疑惑，它抬起头，跳到岩石上，冲着我朋友的后背叫了几声，但很快就回去了，它从没想过最好是停下来。天气很冷，我走开了，但那只企鹅又开始找另一块石头。
阿德利企鹅是世界上最不文明却又很成功的动物。如果有一只企鹅想要遵守礼教的话，那么它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五六十只企鹅聚集在冰壁上，它们在边上仔细地观望，互相说着这将是多么美好，它们将会有多么美味的一餐。但这全是胡说八道：它们真正担心的是海豹正在水里等着吃第一个跳下去的家伙。按我们的说法，真正高贵的鸟会说：“我会第一个跳下去，如果我死了，我也是无私地死去，是为我的同伴们做出的牺牲。”但实际上最高贵的鸟儿会先死去。它们现在所做的是试图让最笨的同伴跳下去。如果这样还不行，它们会迅速地把其中的一只推下去。然后“砰”的一声，其他的企鹅纷纷跟着跳下去。
它们轮流坐在蛋上。而许多天以后，就可以看到公企鹅的胸部沾满了泥，脚步蹒跚地走向大海，它的班值完了。它们可能会在两周后回来，那个时候它们都吃得饱饱的，身上干干净净，对生活也很满意，然后满怀坚定不移的信心去替换它们的妻子，完成自己的使命。有时它们也会碰到正要下海去洗澡的企鹅。它们会停下来，消磨掉一天的时光，也许这样更令人愉快。它们还会转个方向，然后干净的和肮脏的又一次一起来到海边。这个时候就像它们所说的：“女性是伟大的。”
对它们来说，如果要学会辛勤地工作，要拥有兄弟般的友爱、仁爱和善心，生活就会变得非常艰辛。在它们寻偶时，最精明的小偷才会成功；在它们做窝的时候，最机灵的一对小偷才能孵出蛋来。它们从没有冰雪覆盖的海面向一条通往大海的长长的小溪前进。它们有的直立行走，而另一些则用它们白色的胸部滑行。经过了长途跋涉后，它们首先要美美地睡上一觉。然后，它们就开始在已经很拥挤的群栖地中穿行以寻找配偶。但是求婚的企鹅首先要找到(或者偷来)一块鹅卵石，这就是企鹅的宝石。这种鹅卵石是黑色、褐色或者灰色的火山岩，中间嵌着杏仁状的水晶。这种石头数量很少且大小不一，其中最珍贵的是和企鹅一般大小的那一种。有了这样一块鹅卵石之后，它就把鹅卵石放到它心爱的“姑娘”的脚下，开始向它求婚。如果被接受了，它就会去偷更多的石头，而母企鹅就小心地守护着这些石头——当然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她也会从旁边的邻居那里拿上几块。任何不会战斗和偷窃的企鹅是无法做出一个既漂亮又够高度的窝的，而且即使它做成了也会很快失去。然后，是一场暴风雪，接着是开始化雪。在化雪的时候，有时在海岸边阿德利企鹅会有自己的“托儿所”。那些强壮和调皮的蛋就会被孵出来，而弱一些的蛋就会坏掉。像1911年12月的那场暴风雪之后，整个群栖地都被雪覆盖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做得极好的窝才能孵出蛋来。小企鹅刚孵出来的时候是灰色的小不点儿，不过很快就长成黑黑的大肚子、小小的脑袋。两个星期后，它们就会离开它们的父母，或是父母离开它们，这一点我不是十分清楚。如果社会主义可以用生产和分配的方式来概括，那么企鹅就是社会主义者。它们分为成年企鹅和幼年企鹅两部分。成年企鹅从海里上来，体内带着食物——半消化的小虾，但这不是给它自己的孩子准备的。如果它的孩子还没有死去，就会混杂在一群饥饿的小企鹅之中，把刚刚到来的食物提供者团团围住。虽然它们都很饥饿，但并不是所有的小企鹅都能得食物的。其中有一些已经错过了许多次的机会，它们整整几天没有得到食物，又冷又饿还十分疲惫。
站在那里注视着这群小企鹅，我们逐渐明白了它们在看到肚子里带着食物的成年企鹅时，不是把它们当作父母，而是当作食物供应站。而成年企鹅的想法则完全不同，它们既想找到自己的孩子，给它们喂食，又想让自己把还未完全消化掉的捕获物尽快消化掉。小企鹅越是强壮就越容易给成年企鹅带来麻烦，除非它刚刚被喂饱。而且它越是弱小，结局就越是悲惨。这就是规律。在这群非常实际的小企鹅里，如果有一只落在了后面，又饥又饿，那么它只会变得更弱。因为它在要食的时候，它就跑得不够快，就会被其他的同伴一次次地赶走。它一次次地绊倒，因饥饿而大声尖叫并发出悲鸣声，直到最后整群小企鹅都散去了。它因为精疲力竭而停下来休息，却再也没有得到食物。每只匆匆而来的成年企鹅后面都会跟着几只饥饿的小企鹅，但它只是想着快点跑，把小企鹅甩掉，这样才能再去捕食。我们的小企鹅站在那里昏昏欲睡，眼睛半睁半闭，它因精疲力竭而变得迟钝，又冷又饿，看着周围的一切。它有点脏，身上溅了不少小泥点。它是小企鹅中的失败者，被父母所丢弃。它茫然地站在那里等着大贼鸥落到它身边，然后凶残地啄几下，结束它这个失败者的生命。
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果说阿德利企鹅的一生是充满了艰辛，那么皇企鹅的一生就是充满了恐怖。为什么不马上杀掉那些不合格的企鹅，还要让它们孵出来，还要它们去吃东西？生活是很残酷的，为什么还要对此加以伪装？或者说为什么还要对只有最强者才能生存下去这一点加以伪装？因此，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找到比企鹅更快乐、更高兴、也更健康的绅士了。我们必须对它们表示钦佩，哪怕仅仅是因为它们的优点比我们多。但事实是无情的：大自然是一个决不妥协的护士。
如果我们总是愁眉苦脸，大自然也会给我们带来困难。1月17日，由于没有看到船，我们确信应该准备在这里再过一个冬天了。我们按伙食配额标准进食，用油来做饭，因为煤已经用完了；开始捕杀和储存海豹。1月18日，我们开始了准备工作，比如说我们挖了一个洞，以便能多储存些肉。吃过早饭，我去捕杀海豹。我杀了两头海豹并把它们割成小块，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回来。所有的人都到外面去工作了，在海湾看不到任何东西。但是后来，在两三英里之外，有一个船头从巴恩冰川的末端一下子冒了出来。我们看着她携带着大量的补给物资小心翼翼地开过来。
“你们都好吗?”舰桥上的扩音器里传来这样的声音。
“极地分队在返回的路上遇难了，我们找到了他们的记录。”
过了片刻，出现了一条小艇。
曾去过英国、并从坏血病中康复过来的埃文斯担任船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彭内尔、伦纽克、布鲁斯、利利和德雷克。他们说去年回去的时候曾碰到了一场大风。
我们从船上搬下来一些苹果，“太棒了，我没有更多的要求……彭内尔是第一流的，他总是……”，“有人注意到船上的人说话的方式不是很自然，而且不只是个别人，而是大家都如此。我注意到在与文明世界有过接触后，全船上下都受到了影响”。
1月19日，在“陆地之星”号上。卸了28个小时的货物之后，今天下午4点，我们带着货物和其他东西离开了那艘旧船。因为来时有点匆忙，昨晚大家基本没睡。现在只要一个小时就能走完以前需要一天的路，这真是太棒了。我们及时到达了罗伊兹角，在那里放下了地质和动物标本。我很乐意坐下来把所有的想法都写下来，但我太累了。带来的邮件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留声机上放着最流行的华尔兹，餐桌上有鹿肉、苹果和新鲜蔬菜，生活比起过去几个月来说是好多了。离开埃文斯角的时候，我没有一点留恋，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地方。痛苦的回忆淹没了所有愉快的记忆。
在船到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决定在“发现山”上竖一个十字架以纪念极地分队。等船来了以后，船上的木匠马上就开始用赤桉木做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我们对铭文也做了很多规定，比如说要引用《圣经》中的语句，因为“女性对此比较在意”。但我个人更喜欢丁尼生的《尤利西斯》中的话：“奋斗、探索、发现，但绝不屈服。”
暴露在外未结冻的水面一直延伸到坦特岛以南一英里半的地方，1月20日上午8点我们把船停在那里，开始用雪橇把十字架运往哈特岬。参加的人有阿特金森、赖特、拉什利、克林、德贝纳姆、基奥恩和船上的木匠戴维斯，当然还有我。
晚上，哈特岬。我们碰上了最令人不快的经历。我们迎着风，移到离哈特岬只有一英里的地方。我们看到哈特岬下面有一个雪融成的水池，让我们无法通过。阿特金森一脚踩了进去。我们赶紧向后撤，但克林掉了下去，水没到了他的手臂，我们知道这里的冰面是只有三四英寸厚的软冰。我设法把他拉了出来，我们开始踉跄起来。然而，克林又一次掉了下去，雪橇也差一点掉了下去。我们拉住雪橇，然后把他拉了出来。在这之后只有几处稍软的地方，但这已经足够了。我认为我们能从那里走出来已经够幸运了。
克林找到了几件干衣服，十字架也是干的。我们上了“发现山”，在最高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并在岩石的边上挖好了三英尺深的洞。从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下面的冰面十分可怕，在接近陆地的地方到处是暴露的水面和暴露的软冰——在这里，我还从未见过这种景象。在阿米泰奇角下面的情况尤其糟糕。我只希望我们能找到一条安全的路回去。
今晚当你听到克林兴高采烈地谈天时，你是不可能想到他曾两次落水的……
我真的认为看到十字架时的感觉很好。
显然，“发现山”是最合适的地方，他们都到过这里。有3个人曾在这里生活了3年。每当他们结束了冰盾上的艰苦旅程回来的时候，就能见到它——“发现山”和“城堡岩”一直在那里欢迎他们。山的一边是麦克默多湾，他们在那里生活过；山的另一边是冰盾，他们死在了那里。那是一个大约1000英尺高的基座，不可能有更合适的基座了。
1月22日，星期二。早晨6点醒来。我们在上午11点把巨大的十字架弄上了“发现山”。这个工作很重，而周围的冰面很糟糕。它的确很宏伟，是一个永久的纪念——在9英里以外的船上通过肉眼就能看见。它在岩石上的部分就有9英尺高，在岩石下还有好几英尺。我认为它永远也不会移动。当它面向冰盾竖起来的时候，我们响亮地呼喊了3声，一共两次。
我们安全地返回到船上，沿着西部山脉向格兰尼特港行驶。对于只是从远处看到过这些山的我们来说，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旅程。格兰出发去取地质标本，而利利开始用拖网捕鱼。
虽然这只是“陆地之星”号上一系列工作中的一项，但它的确很吸引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海绵、硅体、玻璃丝和玻璃管，它们大都被黏液覆盖着。其中有一些被硅藻紧紧地包着，只有用离心机才能分开。还有一些能分泌胃酸来溶解掉硅藻的硅盾骨骼。它们把自己固定在泥土里，让水流能进出自己的身体，当然有时也会用纤毛来使水流加速。这里是戈耳戈的领地，它们无私地分享着食物，但是珊瑚和退化回水里的虫子们却生活在那里。那里还生活着海星、海胆、海蛇尾、海羊齿和海参。海胆是六角形的片状结构，中间有一个球，球上是脊柱和关节。这些脊柱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只有到长大后才能用来运动，但真正的运动是靠5个双排的脚。脚是水管状的，它靠吸力来工作。海胆把水吸到壳里，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真空，海星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发现了一种海胆，它的脊柱很大，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障碍。脊柱是它身体的两倍长，就像浆一样，上面还有凹槽。龙虾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脱一次壳，然后它就会藏起来等着长出新的壳来，这样它就能长大一点。蜗牛和牡蛎不脱壳，它们只是在壳上再加上一条边。而海胆是通过增加身体每一边的钙质物质来长大的。这样随着海胆不断长大，它的每一边也逐渐变大。
这里有一种会照顾自己孩子的海参，它有一个形状像嘴一样的孵化腔。这是南极特有的一个属，是在发现之旅中首次被发现的。它有当脚用的最复杂的水管系统。在它柔软的皮下有几个石灰质的杆状物，而不是像海胆和海星那样有钙质的片状结构。接下去说海羊齿，它是古代海百合的后代。海百合在石炭纪非常繁盛，这可以从德比郡的石灰岩中得到证实，而且那里还有数以千计的海蛇尾，它们就像一个个漂亮的车轮，只不过轮毂和辐条还在，其他的就不见了。这些辐条(它们的腿)肌肉发达，有感觉，能运动。它们与海星不同，腿上没有消化腺，也不像海羊齿那样用腿来传送食物。以前，它们长着一个肉茎，可以把自己固定在岩石上，现在还可以在海里看到少数几种长肉茎的棘皮动物。很显然，是怀维利·汤姆森于1868年发现了这种地质史上的物种还生活在苏格兰以北的海洋中的，而正是这个发现引发了1872年为深海探测进行的“挑战者”号探险。但“挑战者”号并没有从这次航行中带回什么来，而我们发现的大部分标本才是南极特有的。
那里有上百种多毛环节虫，都张着突出的嘴。它先把嘴插入泥土，再把身体也带进去。而它身上的刚毛是当腿用的，只有依赖刚毛，它才能钻进泥土里。这些动物是节肢动物的起源。经过不断地变化，最终它们开始在一个管状地道中生活，这既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因为它们发现泥土太黏了，无法钻进去。因此，它们待在管状地道内，通过触手来收集残渣。它们只是在浮游状的胚胎期才会动一动位置。
1月23日一大早，我们就离开了格兰尼特港，开始回撤。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去拿回在埃文斯湾的地质标本。在埃文斯湾，坎贝尔和他的队员已经住进冰屋开始过冬，并且他们在那里为后来的探险队员们设置了一个补给站。我们遇到了大片的浮冰，只能向后撤了12英里多，再从另一条路前进。
海面已经开始结冰了，但是出现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就很不寻常。今天早晨，浮冰之间的水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我可以肯定我们看到的大块浮冰是最近结冰联接起来的。
推进器不是很好用，不断地撞到冰上。最后，我们在伯德角以北30英里的地方转向了富兰克林岛。当晚在暴露的水面上，我们的行进很顺利，在白天我们通过了富兰克林岛。但是(1月24日)晚上的能见度很差，因此我们停了下来，在岸边生起了火。
我们在停下来的地方一直躺到1月25日凌晨5点，冰溶化了，我们能走了。我们开始慢慢地行进——慢慢前进，停下——轻轻撞一下——然后慢慢后退，停下——再慢慢前进，如此反复，直到上午7点。然后是一次大的碰撞，把早餐都震下了桌面，“奇塔姆”号终于把我们带到了开阔的水面。
诺森山脉在我们的正前方，看上去很雄伟。1月26日凌晨3点，我们通过了巨大的深褐色的山体。很快我们被推向了一块500码厚的浮冰，风把那上面吹得没有一丝雪花。在我们的前面，小山丘形成了坎贝尔所说的“地狱之门”。
我希望我曾见过小冰屋：黑黑的、厚厚的。那些见过它的人回来的时候脸上都带着惊奇和钦佩。我们在海湾开始的地方设置了一个补给站，插上一杆旗，然后我们就开始向家的方向进发了。在1月27日凌晨，我们离开了浮冰群。1月29日我们离开了阿代尔角，“我们向着大海，向着风，向着大雾驶去，由于几乎看不清船，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摸索中小心地进行。随后突然出现了清晰的地平线。每个人都晕船了，包括大多数从埃文斯角来的水手。所有的人都感到很不舒服。”当晚的夜色很黑，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正午(南纬69°50′)我们模模糊糊地看见正前方有一座冰山。晚上，刮起了大风，我们很难保持自己的位置。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向东，这样做是为了能随后再向西驶。我们路过了大量的冰山，它们不时在变换位置。2月1日，东经159°15′，南纬64°15′，我们沿着一座冰山行驶。它的一边有21海里长，而另一边是在快驶出地平线的时候，我们才看见。那时是东经158°15′，南纬62°10′。
我们碰到了非常糟糕的一天：从一早就开始顶风，而且周围是大量的冰山。上午8点，我们穿到一座冰山和一片浮冰中间，找不到出路。然后大雾降临。上午9点45分，我走出卧室，一座冰山差点就撞到了我，实际上它几乎就撞上了船的右舷。这座冰山非常巨大，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海水冲击冰面发出的声音。穿过甲板，可以在大雾中很清楚地看到在左舷有一座巨大的冰盾冰山。
我们沿着右舷的冰山开始找其他人。我的朋友们站在另一侧，很显然，他们没有死。很快我们就搞清楚了，我们现在处在一条狭窄的通道里——一边是一座巨大的冰山，一边是大量的浮冰。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又一刻钟才把那座大冰山甩到了身后。下午4点，6个小时以后，我们才又一次找到我们的行进路线。我们庆幸能从这个纬度的浮冰群中走出来。
“陆地之星”号是一艘木制三桅帆船，总吨位764，净吨位400，有187英尺长、31英尺宽、19英尺高，双缸发动机约140马力，注册于加拿大纽芬兰的圣约翰。虽然作为极地用船，她并不算小，但彭内尔的人手不足，而且海面非常宽阔，不时要在黑暗或浓雾中行驶，周围还到处是冰山和浮冰。我们要不时地避开那些最常见的危险。现在是夏天，我们的航行还比较轻松，大多数晚上还微微有些光亮，船上有足够的人手和成堆的煤。然后，你可以想像到了深秋，彭内尔和他的船员们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一直逗留在南极，只剩下一点点煤，周围的海面开始结冰。在试图穿过冰面的时候，推进器停了。按彭内尔自己的说法，他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他说，在1912年3月大风会帮助“陆地之星”号驶回新西兰去，就好像风会把我们从一个浪尖送到下一个浪尖一样，夜里漆黑一片，周围都是冰山。在那些天里，他们没有做过一顿饭，只是吃一些现成的东西。他向我坦白，他曾一度担心接下去会发生什么——而其他人则告诉我，他看上去在享受每一分钟的时间。
由于要执行合同，也为了防止消息泄漏，在电报发回英国去之后，“陆地之星”号又在海上漂了24小时。当然，这也是为了让亲友们能先了解到情况，而不是让报纸抢先登出来。
就这样，2月10日凌晨2点30分，我们的船像幽灵一样缓缓地驶进了新西兰东海岸的奥玛恩港。当我们闻到熟悉的森林和青草地的气息，看到房屋的轮廓时，真是百感交集。小小的灯塔不停地打出灯语：“那里是什么船？”“那里是什么船？”显然他们有点迷惑，但没有回答。他们放下一条小艇，彭内尔和阿特金森划着它上了岸。水手们得到严格的命令，不许回答任何问题。不一会儿，小艇回来了。克林宣布：“我们被驱逐了，对不起，不过他们没有没收我们的东西。”
我们又出海了。
早晨降临后，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陆地——绿色的，有树，偶尔还会看到几个村庄。我们开始不耐烦。我们拿出准备上岸穿的衣服(那些衣服已经3年没穿过了)穿了起来，大家都感到有点紧。我们穿上靴子，虽然这很痛苦。我们刮掉了胡子，然后停下来。我们沿着海岸来来回回，还尽可能地避开沿岸的船只。
到了晚上，每天往返于阿克罗和雷托顿之间的小船开了出来，到了我们的边上。“你们都好吗？”“斯科特上校在哪里？”“你们到达极点了吗？”但他们没有得到很满意的答案，把船开走了。然而，这是我们第一眼见到文明世界的人。
第二天拂晓，我们把白旗降到桅杆一半处，开始缓缓地向雷托顿进发。我们一直在寻找树、人和房子，看这一切与我们离开的时候相比有多少不同、多少相同——我们似乎曾想到过这样可怕的恶梦，但我们几乎不敢相信我们现在不是在做梦。
港务长、阿特金森和彭内尔一起乘拖船出来了。阿特金森对我说：“下来一下。”然后他接着说：“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这会带来这么多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离开很久了，这件事已经成为我们私人之间的事，而且我们的感觉变迟钝了：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登陆后发现整个帝国——甚至是整个文明世界都在服丧。好像他们失去了伟大的朋友。
这些人死去的消息对于非常敏感的战前时期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而现在整个世界已经没有了悲痛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惋惜和自豪。灾难已经成为斯科特这个名字留给你的第一印象，但斯科特的声望并不是来自他征服了南极。他到达了一块新大陆，找出了在那里行驶的方法，并把有关新大陆的知识带给了全世界。他发现了南极大陆，并建立了一所学校。他是最后一位地理探险家，也可能是最后一位用旧方法进行极地探险的探险家。因为我相信，尽管现在还没有，不过在将来这种探险会从空中去进行。他依旧强大：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他躺在那里后，我们才发现他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强大。
前两次探险都得到了威尔逊的帮助，而最后一次得到了鲍尔斯的帮助。我相信再也找不出比他们三个人更优秀的雪橇分队了。他们一开始就在一起，经过了重重磨练，已经达到非常理想的境界。他们具备组织才能；他们曾组织了极地之旅，但是失败了。是真的失败了吗？斯科特不这样认为。“这场灾难并不是组织上的错误，而是因为在冒险中碰到了许多不幸。”这位气象学家说，十次里有九次会成功，但他偏偏碰上了第十次。“我们在冒险，我们知道我们在冒险；事情都对我们不利，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抱怨。”没有比这更好的墓志铭了。
他决定采用惟一已知的通往极点的路线。这就是沿着比尔德莫尔冰川向上，这是惟一发现的穿过群山的路线，这条路线把大冰盾和极地高原分开了，也许对于从麦克默多湾出发的人来说这是惟一可行的通道。另一种方式就是像阿蒙森那样在冰盾上过冬，这样就离海岸线有几百英里远，可以避开因比尔德莫尔冰川向外滑动而带来的麻烦。不过这样做就意味着要减少许多科学考察，而斯科特向南进发的目的并不单单是为了到达极点。当阿蒙森决定在鲸湾过冬的时候，他知道斯科特正前往麦克默多湾，否则他就会去麦克默多湾了。也许没有人会拒绝接受已经掌握的知识。
我曾说过，有人说斯科特应该使用滑雪板和狗。如果你读过沙克尔顿对于他的发现和比尔德莫尔冰川上通道的描述，你就不会热衷于使用狗了。实际上，虽然我们发现了比沙克尔顿所说的更好的路线，但我认为，与高原交界处存在着冰的阻碍，我们不可能把狗也带上去，除非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勘察路线。我们大约走过了半个冰川，在克劳德梅克下面的时候，我听到斯科特这么说：“狗肯定能一直走到这里。”但一旦碰到我们在路上遇到的那种困难情况时，就只能把它们都推进附近的冰隙里去。如果你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那么一切都好说，否则的话，就不能使用狗。那些一直在谈论使用狗的人实际上是缺乏相应的知识。
如果斯科特是沿着比尔德莫尔冰川向上走，那么没有带上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实际上在到达冰川脚下之前，他用的都是马匹，而从那个地点开始，都是用人来拉雪橇。因为他用的是马，所以他就不可能在11月以前出发：根据补给站之旅的经验，马不适应在此之前的天气状况。但如果他用的是狗，那么就可以早一点向冰川脚下出发。这样就会让他在回来的时候可以有几天避开秋天的时间。
这些灾难必然会带来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值得？”什么值得什么？生命是否值得为了某种功绩去冒险，或者说是否值得放弃你的国家？对于斯科特来说，丰功伟绩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吸引他的是知识。同样，丰功伟绩对于威尔逊的吸引力也不大。在本书所引用的威尔逊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值得注意的话——当发现挪威人先一步到达极点后，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他好像认为这并不算什么，而实际上这确实算不上什么。
也许多关注一下极地生活的问题是最可取的。有许多事关系到极地心理学：这里有独一无二的因素，尤其是每年有长达4个月的黑夜。即使在美索不达米亚，一个长期饱受战火洗礼的国家也会要求安排伤病人员的救治和撤退。但是在极地，每个人必须清楚他可能会得上坏血病(像埃文斯那样)，或者有10个月时间只能吃海豹肉，因为其他食物都会引起食物中毒(像坎贝尔那样)，还只是半饱，而且在一段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得不到任何外界的帮助。在那里不存在轻伤：如果在比尔德莫尔冰川上你摔断了腿，那么最合适的办法就是自杀，这样对你和你的同伴都好。
极地探险队员必须清楚那里没有性也没有社会。辛勤的工作或者说戏剧化的想像力能在多大程度上代替这些呢？当时我们晚上做的梦都与食物有关；在最开始的时候甚至掉了一点饼干屑也会抱怨好一阵子。在哈特菲尔德工作站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把大面包和巧克力放在身边，可醒来前，总梦到满嘴是吃的。只有那些不是很容易激动的同伴才比较幸运，可以梦到把东西吃完。
黑夜一直持续着，让你伸手不见五指，而且还伴随着呼啸而来的暴风雪。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对精神和体力都是巨大的考验。户外活动受到了限制，而且如果有暴风雪就不能进行了，只有当你到了门外，你才会意识到不能出去让我们丧失了多少观察周围世界的机会。他们告诉我在碰到一个疯子或者在碰到一个深陷于悲痛之中的人或被自杀所震动的人时，应该把他带到户外去陪他走走：大自然会做好剩下的事情。对于我们这种生活在非常环境中的正常人，大自然能把我们的想法从每天一成不变的工作中带出来。不过如果我们见不到她，而只能感觉到她的存在或者我们的感觉极度不适时，这种治疗效果就不会太好。
从某种角度来讲，在评价极地生活的时候，你不能计较必须经历的磨难，同时你也会发现为什么有人会开小差。请记住拉雪橇是一项最大的考验。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很难确定工作量的平均标准是多少，这样就容易造成开小差。实际上你的人是否在拉雪橇的时候开小差，就像他们在干其他工作的时候是否开小差一样，这都算不上什么：这只是浪费了一些机会而已。
在南极有许多要学的东西。从热的地方到冷的地方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像鲍尔斯那样从波斯湾到我们这里来，或者反过来——像辛普森那样从南极返回印度；干冷和湿冷的区别；与英国相比，在南极最舒适的气温是多少；在这种气温中妇女会碰到什么问题……？为什么紧张的人走得最快？精神和身体活力的比例是什么？什么是生命力？为什么同一件东西有时会令人感到害怕，有时则不会？想像有什么作用？一个人最多能拉多重的东西？鲍尔斯的大型供热设备是从哪里来的？我的白胡子是从哪里来的？而其中一个人的蓝眼睛又是怎么来的——从英国出发的时候是棕色的，等到回去后，他母亲坚决不认他？头发和皮肤的生长有什么变化，以及颜色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驱使人们到南极去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力量。而对知识的渴求绝对能算上一条，目前来说，已经找不到比南极更容易获取新知识的地方了。
探险是精神动力在身体上的体现。
如果你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又有能力用自己的身体表现出来，那么你就去探险。如果你是个勇敢的人，那你什么也不用做；如果你比较胆小，那你就要多一些行动，因为只有胆小鬼才需要证明自己。或许有人会说你疯了，或许所有的人都会说：“这有什么用？”我们都属于小店主民族(拿破仑对英国人的贬称——译者注)，而没有一个小店主会接受探险这种不能在短期内给他带来回报的事情。因此和你同行的人不会很多，但对于那些勇于和你同行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如果能完成一次冬季之旅的话，你一定不虚此行，前提是你的奢望不能太高，一只企鹅蛋足矣。(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