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下半期起，跨延整个20世纪的左翼思潮，其出发点之理想主义色彩，有相当强的道义力量: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情绪，世界大同理想，至今对我们这个种族纷争的世界，仍有强烈感召力。
大同说的一个最乌托邦的方案，就是全人类应当说同一种语言。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各种“世界语方案”。大致可以分两类，一是“已用语方案”，例如瑞恰慈的“基本语”(basic)，实际上是简化英语而成。此种运动非常困难，因为“英美文化霸权色彩”很招忌。“人造语方案”则可以躲开“偏向某民族”的陷阱，至少看起来对每个民族都公平。上世纪末，出现的人造语很多，有interlingua、ido、novial、volapuk、occidental等。
所有的人造语，实际上都是以欧洲语言为基础，虽然只有occidental明白声称只想统一西方语言。然而流行最广，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运动的，只有esperanto，中文借用日文译作“世界语”，实际上应当译成“希望语”，胡愈之等曾建议译成“国际语”。其“使用者”(esperantisto)曾经超过十万，而且的确跨过了东西方界线，在东方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不少拥护者。由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坚持努力，世界语在中国获得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拥护者。我在70年代末读研究生时，同学中还有北师大的周流溪等，依然热心于世界语。随着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全面退潮，恐怕这是最后一代了吧。
“世界语”是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所创造。实际上是把拉丁语系诸语言打混后消除复杂语法的产物。由于规则简单明了，可以依理创造，也由于所有的西方语言本来就保留大量拉丁语源词汇，几乎不用记单词，所以，凡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欧洲人，用几个小时就能“学会”。mi havas bona amiko．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无论是否学过世界语，哪怕一个世界语词都不识，都能猜出这意思是“我有个好朋友”。
不是欧洲人，还是得记忆词汇，但是通用词根只有两千，其余靠搭建构成。一个语言，没有标准发音、标准用法，没有变格变位，没有经典文献，没有成语惯用语，甚至没有“优劣”之分，对任何想学习外语的人，真是个大解脱大自在。
无怪乎世界语首先吸引了两类人物：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沈仲九、匡互生、蔡元培，还有年轻的巴金；一度盛极的“中国社会党”党员中有不少世界语拥护者。蔡元培1912年任教育部长，提出把世界语列为小学课程，虽然因不久就卸职而未果，后来还是有不少学校，把世界语作为必修课．如上海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