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的“世界语之旅”，也成为佳话，对中国世界语运动促动极大，不少人的印象是:世界语真能通用天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出，胡愈之独闯夭涯，靠的其实不仅是世界语，而是共享这个语言乌托邦的“同志之情”。中国学生像胡愈之那样“适应”西方之快，交上的朋友之广，的确是不多的。胡愈之承认，他经常“像王子一般被优待着”。
二十年代初，曾有人指责世界语为“伤害民族精神”，后来就听不见如此意见，毕竟没有人建议用世界语代替民族语言，只是一种国际交流语。不过世界语的支持者，思想的确比较激进，他们的乌托邦精神，更接近无政府主义。
现在回想，世界语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在狭隘民族主义猖狂的20世纪，抵制了种族主义。理论上说，世界语并没有任何民族文化作背景，其基础与其说是西方语言，不如说是已经消失的拉丁语。
俄国的流浪盲诗人爱罗先科1916年到上海，经胡愈之等人大力推荐，北大聘请其为世界语教授，周氏兄弟第一次有机会直接与东欧作家交游，并参与成立北京世界语协会。从鲁迅、周作人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这场友谊，对他们的思想发展很有影响。爱罗先科的“忧郁”，与他们的气质颇有默契。此后多年，鲁迅一直关心世界语，曾经多次鼓励鲁彦、孙用等人从世界语翻译东欧文学。中国读者最早读到裴多斐、马雅科夫斯基等人的诗，都是从世界语转译。
1933年，中国世界语界有欢迎法国作家兼世界语者巴比塞等来华访问。中国与日本，实际上是世界语在东方最重要的基地。中日世界语人士互相鼓励，互相访问，共同反军国主义，在30年代，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工作。此种理想精神，难得可贵。
中国作家中世界语精通到能写作的有巴金、鲁彦、楼适夷、叶君健等，理论家有胡绳等，巴金曾计划自己动手把《家》译成世界语。“学过”世界语的，就太多了，萧红曾有文记她在上海读世界语学习班的趣事。
胡愈之1936年还有一次欧洲之旅，同行的有十九路军的陈明枢与女作家胡兰畦，但是他们不知道胡愈之到欧洲做什么，同样，胡愈之也不打听胡兰畦他们做什么。其实都是到欧洲做政治活动。胡愈之是受杜重远之托，代张学良与共产党联系，到法国找吴玉章，吴让他到莫斯科找王明。恰好胡兰畦他们也转到莫斯科。看来这是个政治活动频繁的年头，大事随时可以爆发。胡愈之此行，是导致西安事变的一连串事件的起头？
此后经年，胡愈之一直热衷于世界语事业。50年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主义”，世界语运动被迫停止多年。胡愈之当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应当说仕途顺利，但是‘世界主义”的帽子套到了头上，也只得乖乖地沉默自保。后来世界语作为对外宣传阵地的一部分，得到恢复，北京甚至成立了一个世界语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