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种流感几乎使所有的内脏都受到了影响。另一位著名的病理学家记载道：大脑表现出“显著充血”——大脑充满血液，可能是由一种失控的炎症反应造成。他还补充说：“大脑的沟回变平而脑组织明显干燥。”
1918年，年轻人的免疫系统就对病毒发动了大规模应答。那些免疫应答令肺部充斥着液体和碎片，使肺无法进行氧气交换。免疫应答成了致命的东西。
1997年，香港暴发流感，那时一种新病毒从鸡跳到了人类身上，仅六人死于这次流感，而病毒也没有适应人类。超过100万只鸡被宰杀以防止流感发生，人们对这次暴发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病理学家在尸体解剖中注意到了极高的细胞因子水平，发现甚至连骨髓、淋巴组织、脾——参与免疫应答的一切—— 及其他器官，都受到了“叛变”的免疫系统的攻击。他们认为这证明了“症状不同于先前描述过的流感症状”。实际上，1918年的研究者已经看到了同样的事。
这仍是流感，仅仅只是流感。（本文来源：天天新报 ）
刘易斯：大流感最后的殉难者
在大流感过去后的最初几年里，刘易斯继续执掌着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菲普斯研究所。
后来，一种尤为致命的黄热病在巴西出现了，刘易斯站了出来。一个月后，刘易斯乘船前往巴西。1929年6月25日，刘易斯病倒了，体温摄氏 39.9度，脉搏80，猛呕不止，几近黑色的呕吐物表明病情严重；病毒侵染了他的胃黏膜，引起出血，使呕吐物变为黑色；病毒侵染骨髓，导致剧痛。第二天，他的肾脏开始衰竭，无法制造尿液。患病第四天，出现黄疸。
1929年6月30日是一个星期天。刘易斯痛苦了一整天，在胡言乱语中翻来覆去。他陷入了昏迷。只有这时候他才轻松一点。这是他患病的第五天。不会再有第六天了。
将近午夜的时候，刘易斯博士获得了解脱。
刘易斯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一个恋爱中的人。他有渴求，他对事物的渴望和喜爱比帕克和埃弗里都要热切得多。但与许多浪漫主义者一样，比起对事物本身的热爱，他一样热爱这个事物的概念，甚至更甚。他热爱科学，也热爱实验室，但它们却不服从他。当受他人指引、当别人为他开启一道门缝时，实验室在他面前展现出其深刻蕴涵的奥秘；但当他只身来到门前时，那道缝又合上了。他找不到提出问题的钥匙和道路，实验室一脸冷霜，对他的恳求无动于衷。最终，不论他的死是自杀还是意外，他所热爱事业的失败将他送上了绝路。从他个人角度讲，我们只能说，刘易斯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最后一个殉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