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军总司令那种海龟似的镇定自若，使那些感到在战斗最激烈时刻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的人怒不可遏。虽然形势到了紧要关头，霞飞却继续每天至少要吃两顿美餐，并且为了晚上入睡不受干扰，他保持他的晚上十时正就要休息的习惯。很少有一位将军敢于拿任何消息来打搅他。即使当德国人于1916年发动凡尔登战役，传送消息的信使却被简短地告知，霞飞已经就寝，不能惊醒他。 霞飞还避免接电话。他的命令是由副官通过电话发布的，副官也接听所有打来的电话，这样给他以思考的机会。有时一位重要的部长要他亲自接电话，他也设法推托。除了听以外，他既不回答，也不评论；事实上，他几乎从不表示任何态度。他对任何信电或正式备忘录，也显出同样不信任，象是一个狡猾的乡巴佬，多疑地拒绝在任何书面上签字。据一位同时代人回忆，霞飞的即刻反应是“把它里面翻到外面，检查每一个细节，常常唯恐落入陷阱或圈套”。 当陆军部情报首脑卡朗瑟上校于1915年初谒见霞飞，为极端需要重炮兵想得到他的同意时，这位总司令和蔼地聆听着，偶尔点点他的大脑袋。受到鼓励的卡朗瑟，继续诉说许多事实和数字。越来越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的上校，意识到他是在独白；霞飞一言不发。他最后象慈父般地轻轻拍一下这个已经筋疲力尽的情报军官，示意要他离去，含糊地评论说，“你总是喜欢你们的炮；那好极了。”
保卫巴黎 加利埃尼是另一种人--一位富有想象力的战略家，他的无限精力使人看不出他的六十五岁年龄和衰退的健康。(在早些时候，他担任过马达加斯加总督，霞飞在那里是他的部下。)他对这座一半已经荒废的城市，发表了一份值得纪念的声明：“共和国政府的成员已经离开巴黎，去给国防以新的推动。我受命保卫巴黎和抵抗入侵者的责任。这个责任我将贯彻到底。”后来加利埃尼又自言自语地说：“政府已经迁往波尔多，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同居民一起，他们直到现在是受了骗人的公报的欺骗。” 几小时内，一小支由士兵组成的队伍开始构筑堑壕和路障，并增援周围的炮台。回顾1870年巴黎围城时，饥民吃动物园里的动物和家里供玩赏的动物，加利埃尼在这个城市的体育场跑道上和公园里，养满了牛、绵羊、猪、山羊和马。乘机牟利是被坚决制止的，因为他说，“不但有必要使巴黎不缺食物，而且还应吃到和现在同样的面包。”酒的供应置于严格监督之下。对可能资敌的任何机器或设备，都作出了迁移的安排。不但在爱弗尔铁塔下面，而且在横跨塞纳河、瓦兹河和马恩河的八十座桥梁下面都埋藏了炸药。 但是加利埃尼本人并不满足于仅仅防守巴黎。一位飞行员在9月3日晚些时候回来报告说，德军纵队正在改变他们的进军路线。第二天清晨，空中侦察和骑兵侦察都证实，德国人的确修改了他们从正面攻击巴黎的计划，已经转向首都郊外的东南郊。对地图的简短研究向加利埃尼显示，德军的新路线提供了一个侧翼攻击的大好机会。他喊道，“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这太好了，使人不敢信以为真。” 当五个德国集团军逼近巴黎时，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时断时续的无线电联系突然中断了。除一起前进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外，没有一个指挥官能准确地知道其他集团军的方位，现在毛奇的改变史里芬计划不得不开始付出代价了。原来计划的这个战略，是故意削弱德军的左翼，引诱法军右翼从筑垒的堑壕出击，然后转而受到绕着轴线旋转过来的德军右翼从背后的攻击。但面对法国堡垒系统的在左翼的德军将领，劝说毛奇加强他的队伍，这一违反史里芬计划的改变，却使法国士兵安全地守在他们的地下据点里。毛奇还抽调了两个军（四个师）到东线去对付俄国人，从而削弱了他的右翼。 因为入侵是一个庞大的突然袭击的车轮运动，最外层的部队(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和比洛的第二集团军)必须竭尽全力，较快和较猛地冲向前去，才能和内层的部队相呼应。缺乏作战情报的克卢克，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即他是在什么地方同协约国军队对峙。他完全不知道法国第六集团军正在迫近他的右侧翼，却接受比洛的建议，由他们实行联合的向内旋转的扫荡，以袭击法国第五集团军。当克卢克和比洛向巴黎的前面和东面前进，而不是在巴黎的后面和西面前进时，史里芬计划又被进一步歪曲。这次调动还缩短了德军的右翼八十英里。 与此同时，加利埃尼于9月3日派了一个使者去见霞飞，告诉他这个有利形势，并争取他同意反攻，他刚从巴黎西南约一百二十英里的奥布河畔巴尔回来。加利埃尼对霞飞及早作出决定的能力感到绝望，他本人乘车驶往英国人驻防的默伦，希望赢得他们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