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很多人,漫画杂志因此创作了讽刺漫画,把达尔文描绘成半人半猴的怪物。
事情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立即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到社会学中,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的变化过程正如生物的进化过程,不论是个人发展还是民族,也同样与动物一样,生存竞争是一种进步力量,自然选择将淘汰社会中那些贫穷的、无能的、鲁钝的、染病的人和无业者,只有最健康的、最强壮的社会成员才有机会成熟长大并繁衍后代。任何帮助社会弱者的努力,从长远来讲,都只是使个人变得更坏。任何向穷人提供住房、教育、失业救济的行为都只会进一步刺激他们的生育,从而损害社会。人类的历史就是“适者生存”的历史,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国内剥削和压迫政策是生物学规律作用的结果,是合乎自然的。“强者”可以欺凌和压榨“弱者”,“优秀民族”可以掠夺、统治乃至任意宰割“劣等民族”。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西方列强奴役人民的“思想武器”,进而“种族主义”乃至“纳粹主义”,都冠冕堂皇地披上了“科学”的外衣。
这些对达尔文理论的误读与无限“发展”,使得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发表后的150年里饱受争议。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就曾批评达尔文“宣扬那些死掉的人是该死的,说那些尸体是进步的表现”。
达尔文反种族主义
达尔文本人却是反对种族主义的,在《人类的起源》第四章中,他写道:“随着人类迈向文明的进程,小部落合并成大群体,要告诉每个人的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要将社会性和同情心扩展到同一民族的所有成员,即使人与人之间互不相识。一旦做到这一点,阻碍人们对所有民族、所有人种抱有同情心的东西,只不过是一道人为的栅栏而已。的确,如果人类的外表和习惯差别很大,经验证明,我们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将他人视作我们的同类。”
达尔文反对种族主义的主要动机,与其家族传统及关于文明和道德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从达尔文的祖父到父亲,再到达尔文自己,都坚定支持废除奴隶制度,并相继加入了以废奴为宗旨之一的自由党。达尔文的祖父曾经创建了一个瓷器公司,生产专供废奴运动者销售的浮雕宝石。还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达尔文就不顾偏见,向一位来自圭亚那的自由奴隶学习鸟类标本的艺术制作。达尔文后来说,这个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1832年5月,旅途中的达尔文写信给他的朋友:“他们对基督教民族的丑闻———奴隶制漠不关心,哪怕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也不想做一个保守党人”。6月2日,在给另外一位友人的信中,达尔文更是明确无误地表示:“我已经看够了奴隶制下黑人的处境。所以,在英格兰听到的(为奴隶制度辩护的那些)谎话让人恶心”。在乘坐“小猎犬”号周游世界期间,达尔文在巴西等地亲眼见识了南美奴隶制度的罪恶,令他十分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