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描述“钱荒”的过程中，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了问题：宋代的“钱荒”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钱少。绝大多数场合下，真正“荒”的缺少的只是铜钱。南宋时期就更加明确，人们一面喊钱荒，一面却同时提出纸币的发行过多过滥。
如果考察宋代物价即钱的购买力的变化，还会惊奇地发现，宋代铜钱的购买力在数百年中，虽有起伏，但不断降低是其大趋势。以大米为例，北宋中期，买1石大米用不了1贯钱，到南宋中期，就要用两贯以上的钱。照理“钱荒”、钱少，钱的购买力就应当提高，而当时非但没有提高，反倒成倍地下跌。
这样就造成宋代一个奇特的现象：商家或老百姓宁肯把铜钱藏在家里，偷偷熔化了，用来铸造铜器卖钱，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更高的利润。历史上的很多事就是这样让人费解，造了那么多的钱却喊缺钱，缺钱了还要把钱毁掉、运到国外或埋起来。乍一看，宋代人真让人感到奇怪。实际上，这是由于铜钱供过于求，在市场上流通时甚至已低于其自身原材料的价格，“铜贵钱贱”，人们当然不愿意拿出来花。
至于“短陌”现象，则是由于唐代实行“除陌”、“垫陌”的现钱税，宋代在此基础上又征收“头子钱”，人们在用钱时为了表明自己的钱是已纳过税的，就“以少代多”了。由于由唐到宋的现钱税税率越来越高，于是“以少代多”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且因行为不同，又逐渐出现了行业间的差异。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有关记载就会发现，所谓“钱荒”，几乎无一例外同国家财政征调、赋税征收有关。宋朝实行募兵制和常备军制，每年养兵费用多达数千万贯，原先的农业税收入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无奈之下，只好千方百计地敛钱、创收，来给雇佣兵发饷。连朱熹老夫子都讲：“本朝用尽前朝敛财之术。”
增收最有效的途径当然是禁榷，也就是专卖。宋朝的专卖项目远超前代，盐、酒、茶、矾、香、药等都搞专卖，百姓要买这些专卖品，必须用现钱，而不能拿实物换。此外，宋朝税收征收现钱的情况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后，田税纳现钱的比重更是大为增加。国家征收现钱税，一是便于调配，便于核算；二是可以借折算向百姓多收点。宋朝每年国家财政收入中现钱收入比例逐年加大，到北宋神宗以后，达到六七千万贯以上，这个数字超过唐代两倍以上，而且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货币收入超过了实物收入。
专卖、钱税使得农民被迫多卖农副产品，以缴纳赋税，购买盐、矾等日用必需品，这些都需要花费现钱。而到了每年的收获季节，农副产品一起涌入市场，市场一时不能消化，也造成“钱荒”、钱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