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市火车站前广场，毛泽东的雕塑。
向左走，向右走
在丹东虎山长城，有一个叫“一步跨”的地方，意即最窄的鸭绿江只有一步宽。
目光所及，中国一侧看不到任何铁丝网、士兵，而对岸却铁丝密布，隔100米就有一个哨所，士兵均荷枪实弹。
“文革”期间，中朝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丹东中断了与朝鲜的一切来往不说，还成为双方叫板的前沿阵地。
曾到朝鲜拉电线的王景昌记得，白天，双方的高音喇叭在鸭绿江两岸互骂对方“变修”。晚上，他参加单位的工宣队去江边站岗，防止对面有人偷渡过来。
偷渡的原因很简单：缺粮。改革开放前，丹东跟朝鲜一样都是计划经济。在丹东，配给经济导致每人每月只能分到半斤猪油、三两豆油、29斤大米。但即便如此，日子过得也比朝鲜强。
与丹东隔江的新义州，粮食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直到1981年，中朝贸易恢复正常，新义州缺粮的状况才有所改观。那时候，新义州用大米向丹东换玉米填补粮食缺口，朝鲜边防士兵向过江的中国人要香烟、糖果，都很常见。
1992年，中韩建交，王万经也不意外。其时，丹东人早已跨越了姓资姓社、敌我矛盾这一意识形态的樊篱，致富才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当时在丹东，个体户不断涌现，23岁的丹东化学厂劳服公司职员刘庆辞掉了工作，摆起了水果摊，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如今她已是一名资产逾5亿的边贸商人。朝鲜却仍视个体经济为洪水猛兽，一直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农村则实行公社制度，下地劳动都要插一个小红旗。
30年里，丹东高楼不断拔起，王万经却只看到对面多了两层小楼。那个曾经帮助过的兄弟，如今却活得如此贫穷闭塞，他心里很不是滋味。2002年，他去新义州旅游，限制很多，有两位朝鲜导游跟着，只能在指定地点参观，不能跟老百姓接触。临走前，他们被安排参观一家幼儿园小朋友表演，演完，他们给小朋友送上铅笔，小朋友鞠躬致谢。
王说，他和老伴现在住着100多平米的商品房，而在朝鲜，据说是将军才有的待遇。
朝鲜全靠天吃饭，凡是能种地的地方都种上了，一发洪水，就会颗粒无收。1995年，鸭绿江发大水，丹东这边有防洪坝，不是很要紧，但新义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没有堤坝，那边只看到几个树尖露出水面。”王敏回忆说。
新义州的防洪坝至今都没修起来。
作为导游，王敏常常往返中朝。每次，她都会嘱咐游客多带点吃的东西，走的时候，可以留给朝鲜导游或是宾馆服务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