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使馆会客大厅。下层的地下室是大家躲避轰炸的地方，幸好当夜无人在此，否则将出现更大的伤亡。
一个都不能少
在营救过程中，警报再次响起，北约新一轮空袭又开始了。
在现场的南斯拉夫救援人员告诉潘大使，第二次打击往往针对救援人员，而且杀伤力更大。话音未落，一枚导弹从众人头顶呼啸而过，击中了离使馆只有半里路的一座旅馆。
据潘大使回忆，当时地面比较混乱，使馆幸存者、救援人员和各种车辆混杂在一起，如果再有炸弹来袭，后果不堪设想。鉴于这种情况，为保证大家安全，潘大使决定使馆人员撤离到附近宾馆。
安顿好后，急于了解伤亡情况的潘大使立刻搭上一位记者的车赶往医院。按照医院规定，没有院长的允许一般人是不能进停尸房的，而当时天还没亮。潘大使硬是把医院院长从床上叫了起来，“当时感觉时间过得非常慢”。
看望了牺牲的和受伤的几位同事后，心情沉重的潘大使又立即返回了使馆，因为他发现死者和伤者中没有使馆武官，必须找到最后一个失踪者。
但因为第二次空袭还没有过去，南联盟警察拦住了大使。
“我们里头还有人，请把你的手电筒借给我！”
“你进去，第一危险，第二找不到人”，警察摇了摇头。
正在交涉中，里面穿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武官找到了。
“你让我进去把他背出来”。大使再次向警察请求。
“你进去背不动”，警察没有同意，而是叫来救护车将武官运走；但不管怎么说，大使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第二次生死抉择
“留下来也是一种考验！”当中央决定仍留下少部分使馆人员坚守岗位后，潘大使第一个报了名。“那时候在南联盟已经没有哪里是安全的！军用设施、民用设施、甚至连外国使馆都炸了，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
“应该说，留下继续坚守岗位，也是一种生死抉择”。潘大使记得，当时留下来的还有李银堂参赞、李军副武官、陈立二秘、张存良二秘和随员董健。
潘大使告诉记者，当时留守人员的压力是很大的，条件艰苦不说（尤其是与国内联系非常困难），身心也多少都受到炸馆的影响；而回到祖国意味着安全、意味着休整。
“我当时对他们说，面对两种选择，我宁愿选择留下来。外交官不光是西装革履，在生死关头，应该有不怕死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