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扮演密使的传闻，半世纪以来，扑朔迷离。曹聚仁是否来过台湾，见过蒋氏父子，始终未见明确的档案，尤其，国民党早年视曹为“左派文人”，处理密使档案更戒慎小心。
相对的，大陆近年关于曹聚仁的史料已相继问世。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室出版《周恩来年谱》，就出现曹聚仁的名字，使得曹聚仁在两岸扮演的密使任务，得到权威的左证。
“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的事宜。”
“1956年7月13日、16日、19日，（周恩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
《周恩来年谱》，绝对是权威史料，也是最正式的官方记载。曹景行就认为，周恩来当时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商议接见曹聚仁，可见他父亲从事的任务非比寻常。
曹景行回忆说，1956年，他母亲带着他北上和父亲会面。“那年我才10岁，跟着父亲见到邵力子等人，他们大人忙着开会，而邵力子和夫人，则陪着我们在颐和园附近爬山。”
根据《周恩来年谱》，以及周办主任童小鹏的回忆，周当时在颐和园会见曹聚仁时，阐明“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聚仁曾试探性地询问了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答称：“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共两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个月后，曹聚仁在他任职的《南洋商报》，向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讯号。
《周恩来年谱》提供佐证
10月7日，周再次和曹会面。《周恩来年谱》记载，周回答曹询问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周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
依据中共中央文献，1956年起，曹聚仁应与毛周高层建立直接对话管道。1958年8月间，毛泽东曾接见曹，透过他释放有关金门炮战的策略。曹后来以“郭宗羲”之名对外发表独家新闻，扮演了对台传递讯号的角色。
曹景行认为，从史料可知，他父亲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成为国共沟通管道。他父亲常以“灯台守”自许，驻守香港，等待两党“床头打，床尾和”，但等到贫病交迫的暮年，他父亲终于留下“经国不愿当李后主”的话语。
1971年7月28日。曹聚仁在家书写道：“国际局面变化很大，我这个灯台守，只能痴汉等婆娘似的，等他们送媚眼来，只不知何日好事能成双耳。最近几年，怕的还得工作下去。我精神这么不济，双方都不让我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