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世宗不仅拓展了东北部广大疆域，而且形成了一套后世效法的与女真人夺疆的方法。成宗时：“野人要老土舍罗哈到云宠惠山设柴城处，因留行猎曰：此是我地，今设险何也，我虽死不去”。李朝想要哪里的土地，不与女真人打招呼，直接筑城，筑石城慢，就先筑柴城。先筑城再赶走女真人。此类情况屡见不鲜。
那么女真人何时被彻底赶出两江以南呢？从《李朝实录》记载看，李朝中期两江以南仍是建州、兀良哈、兀狄哈女真人的居住地。世祖元年“贼二十骑入端川境，掠男妇十九名，杀男妇八名，又掠牛畜而去，知郡事李思柔追之不及”。“野人三十余骑入去吉州西北口子，杀男子七名，掳妇女七口，牛二十七头，马二匹而去”。“入寇吉州者臣今洞知，斜地住兀良哈舍地等”。以此可见15世纪中期以后，女真人还活跃在端川、吉州地区，还与朝鲜人混处其间。待到15世纪末的成宗二十四年，“高山里战亡人之族古罗哈言曰：三卫人虽归顺不许朝京，又无恩赐，不如草窃得利之为愈也”。“宁作贼於边民，以复父兄之仇可乎” 。燕山君七年即明弘治十四年五月刑曹参判宋轶启，“臣为平安道观察使时，命采碧潼青玉，但产玉处在野人之境，夏月则野人出猎者交错采玉者，多被抢掳，冬节则冰雪覆地未知产处。先王朝以其难于采取，使绝往求之路，传曰：勿采”。高山里、碧潼均在鸭绿江以南。以上事实证明15世纪末16世纪初，李朝还在与女真你来我往地争夺着土地、资源。以上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李朝所谓的开疆拓土，是从女真人手中夺其森林、牧场、耕地及地下资源，不仅建州左卫遭此劫难，与李朝接界的各部落女真无不如此。女真人活动地域虽向北移动，但仍在鸭绿江、图们江以南。女真人为保其生息之疆土，与李朝作着殊死搏斗。但毕竟实力悬殊，其结果只能是抱恨含泪步步退却，让出了两江以南大片领土。李朝也在有明一代如此完成了开疆拓土的大业。
那么李朝百姓是否在此大业中获得好处呢？朝鲜南方温暖地带的农民不适应北方高寒，农业欠收、牲畜多毙，“疾疫流行，死者甚众，新徙之民不安其居，思归故土或臻亡命”。据世宗二十二年记载：李王传旨咸吉道，“去已未年十一月十二日所启事目，只录会宁正军逃亡者一百五十二人，其余率丁及三镇军民不曾并录，故更下传旨，并推以闻。今三月十四日驰启云，会宁率丁逃亡者六百二十六人，庆源五百八十五人，钟城二百五十五人，庆兴一百八十六人。”其数也极不确切，李王深知“前此沿边各镇不用心考察，故会宁一邑逃亡之人数尚未能悉知，所启者但四分之一，更下传旨然后乃始觉悟，检劾不无疑焉”。本来从南方热土迁往北方寒地人口就少，再有数不清的逃亡，巩固边镇，巩固新开之边疆的确很难。“而造言者以为新邑不可永建，朝夕当罢。至于一二大臣亦言，高丽时尚不能以豆满江为疆域，今以摩天岭为界亦可守也”。那么逃亡的人民是流回南方吗？李朝、李王完全明白，流亡的人民非向南而向北。“如此数多流亡，其故何哉，无乃相继逃往彼土”。可见，虽北方寒冷给朝鲜百姓带来了新的困难，但逼迫他们无法生存的还是李朝统治者。“两界边民流入彼地必有其由”。“北边事情民贫军弱，其来已久，加以边将无心抚恤专事贪虐，贫者庸役于虏，以资衣食，黠者略卖幼弱，传通机事以图躯命，或躲役投彼以为乐土，相诱以归”。特别遇到凶荒之年，“故我国之民因年歉饥寒，率多庸役于胡家，朝夕之供专赖于胡人，虽公小之物必往来买卖，如此不已则不无男婚女嫁之蔽也”。逐渐下去朝鲜百姓“视胡人与父母无异，有无相资，其心以为与其受吾地之苦，宁作彼地之人，彼地则衣食裕足可以安居，率其族属而渐次入归……故尤喜入胡地”。以此观之，女真人虽被称之为不懂教化的野人，但比起教化女真的李氏王朝更能使朝鲜百姓得以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