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大战的爆发视为“大正首要之喜事,认为天予之机会终于到来”,将其看成侵略中国的绝好机会。并提出通过高压外交来达到下述目的:“作为归还青岛的报酬,在我(日本)势力范围的'满蒙地区'由他(袁世凯)……让于我,以表明其诚意。其它各种行政、军事和外交等要害部门都要有我国之顾问;陆军教练、武器、装备等也只能使用我国制造的。”他同时认为在外交手段无法达到目的时,应断然采取如下之措施,即“在满蒙地方采取自由行动,以武力占领该要地”。
另一位陆军“中国通”坂西利八郎中将的对华观则更为强硬,他在研究辛亥革命后中国群雄并起的现象后,于1915年4月提出了所谓的“支那并吞论”。该年他在给寺内正毅的信中露骨地提出:“值此欧洲无暇东顾之际,应利用此千载一遇之好机会,断然处置支那。非他日而应在今日实行吞并支那为最好。”
当然,坂西之主张吞并中国,是因为他认为:“日本在生存上不可能离开中国,乃日本至要之邻邦。”显然,他的这种逻辑是侵略主义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将本国的生存和强大建立在牺牲别国的基础上。他的这种观念只能暴露其轻视中国的观念。而这一时期日本陆军的主流中国观也正是这一强硬论。
这一时期,各个军阀以列强为靠山,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这也使得日本陆军有机可乘,希望将中国置于日本一国的“保护”之下,并主张将“支那如不依赖日本,任何事情都不能顺利进行这种观念植根于中国国民心中。”
山县有朋则认为:“支那几近一年南北政见各异,其争论之点类似儿戏,此乃基于个人主义安息主义之国民性,置国家于度外,互以私见论争,不顾宇内大势,自暴自弃,因循姑息以至今日,实堪叹息。”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则认为:“该国的状况非常混乱,以袁之力量虽可暂时得以表面解决,不过……完全的和平也很难实现。”由此,他说“此时毋宁说对南方寄予同情为得策”。
即主张日本不仅要同袁合作,同时也要和南方派合作。当然这并不表明他要帮助南方革命派,使中国由此实现和平与统一。正如他说的那样,“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依靠他们能实现国家的统治。”
对此,坂西则主张:“不管是革命党,北洋派还是什么派,只要是在希望发展日中关系的理念上采取行动的人,我皆视之为同志。我想应该以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事情。”看来,他所主张的同南方派的合作,既非基于对南方革命派的厚望,亦非为了中国。他们想的只是如何维护日本在华权益。只要对日本“友好”,且能切实维护日本在华之权益和势力,日本就同谁合作。这充分暴露了日本陆军的真实面目,亦说明他们始终以日本的利益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