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就这样被慢慢稳定下来。“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运价和粮价差不多,销售价要是不提高,国家就必须往里贴钱。赔钱做买卖,私人是不会干的。”
回收“跑马厅”等洋场建筑
1949年中共面临的通货膨胀等问题,不只是发生在上海,在天津、武汉等城市也不同程度地发生着。此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军费开支异常浩大。共产党政府的财政压力完全可以想象。这时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或增加货币投放量,或加大税收额度。12月19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八次常务会议,讨论如何弥补财政赤字的问题。权衡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加大税收额度是可取的方式。陈云认为:“世上没有点金术,也没有摇钱树,又要解决900万人的吃饭问题,路可以有两条:印钞票或是加大税收,靠印钞票这条路,看来行不通。”此时,顾准就曾给中央财委和中共中央写过书面报告,说:“两者比较,在可能的限度之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印货币,危害相对较小些。这样做,工商业的负担虽重一点,但物价能得以平稳……”
这样,作为上海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任务就非常重了。进入上海之初,顾准严格遵循“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财政原则,宣布国民党政府原有的国税、地方税征收方式,暂时维持不变,只取消了“保卫团税”等六项明显不合理和重复的税种。旧政府里的税务人员,除少数部门被裁撤,并开除了几十个劣迹斑斑的人以外,其余基本都接收下来安置工作。从6月到8月,全上海的税收收入相当可观,征收实绩要比国民党时期高出了好几倍。到8月底,上海市政府财政已经可以做到收支相抵。
这时,顾准忽然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建议与时任上海地政局长的王维恒联手,用地产税去回收“跑马厅”等大批当时由外国人占用、使用的著名建筑和土地。
这些著名的外国建筑,昔日都是些灯红酒绿的繁华场所。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营上已难以为继,加上拖欠的罚单和滞纳金的日涨夜高,使那些曾经在十里洋场上大发横财的外国冒险家们苦不堪言,纷纷找到上海地政局专门为这类事务设立的“中华企业公司”,一面咬牙切齿,一面无可奈何地交出地产,抵作税金。经顾准之手先后收回的地产包括跑马厅(今人民公园)、跑狗场(今文化广场)、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中心)、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法国俱乐部(今花园饭店)、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
一个时代的“经济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