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战俘在监禁期间死亡。英国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思·阿瑟认为，“在1945年，当时几乎所有苏联人都认为该是纳粹德国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莫斯科与华沙之间的一百多个战场上，德国战俘们在苏联士兵那里几乎得不到任何怜悯与仁慈。”
二战期间，苏联的劳动力几乎全被送上了前线，倒在战场上的更是不计其数。战后，劳动力极度匮乏的苏联将目光转向了战俘。战俘成了苏联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替代者。他们虽然并不等同于劳改犯，但是在待遇上并没多大差别。战俘营通常由一些粗漏的小棚屋搭成，根本无法抵御俄罗斯冬季的刺骨寒风。当然，苏联政府也会不定期遣返战俘，有时数量巨大。但直到1953年还有2万余名德国战俘仍被拘禁于苏联境内，直至斯大林去逝后，这些人才最终被遣送回家。
学会顺从，巧用心计
1939年，米兰·劳曼见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以及斯洛伐克作为第三帝国附庸国的成立。当时，劳曼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父亲是一名贫穷的乡村教师，第三帝国的忠实拥护者，终日坚守自己的日尔曼精神，认为所有日尔曼血统的人们都应该争取和享受第三帝国所赋予的各种权利。然而，他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43年，劳曼的父亲收到了一封质询信，质问他的儿子劳曼已经18周岁了，为什么还没有志愿加入纳粹党卫军。信中提到，如果劳曼不参加纳粹党卫军，将无法享受第三帝国的各种权利。在巨大的压力下，年轻的劳曼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加入了纳粹党卫军。
接受完基本的军事训练后，劳曼作为战地工程师随部队被派往希腊，随后转战东部前线。当时，苏军节节胜利，德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劳曼随即被提升为士官，并与其他1000多人一起接受高强度训练。然而，随着苏军攻破波兰波兹南市，德军不得不将这些尚未接受完全训练的新兵匆匆送上前线。可想而知，他们的伤亡率非常高。 到1945年4月18日，劳曼的部队仅剩60人了，他们被围困在了奥得河畔的一片森林里，只得苦苦死守待援。经过数次惨烈的战斗，到当天下午，活下来的只有17人了。绝望之下，军士长召集所有幸存者，要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向总部求救，而这时他们谁也不知道总部在什么地方。
离开部队后，劳曼历经重重艰险，终于蹒跚着走出了那片森林。不久他便遇到了一群士兵，起初还以为是匈牙利军队的先遣队，没想到竟是苏联红军。这群苏军士兵抢走了劳曼身上所有的香烟，不过令他感到意外而又惊喜的是，他们竟然还给他留了几支。劳曼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