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虽然中国专家受到苏联方面的影响，但后来在有关扩建天安门广场的工程上，双方还是产生不少争论和分歧。
来华的苏联专家之中，直接或间接参与北京城规划的第一批人是市政专家巴兰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稍后又有另外一些专家被邀参加工作，1950年代初，比较有影响力的是穆欣（另译为莫欣、莫辛及摩亨）和巴拉金这两名城市规划专家。建国初年，因缺乏经验，中共并没有一个机关来作通盘筹划及协调苏联专家的工作。至于如何聘请，很多时候是由不同单位因个别需要而自行提出申请，结果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和沟通，常生混乱。例如巴兰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是由北京市政府负责聘请的，而穆欣和巴拉金则是由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负责招聘；穆欣被分派至国务院的建筑工程部，而巴拉金则被派到国务院管辖的城市建设总局。北京市政府因为在规划方面没有经验，需要找苏联专家来帮忙，知道国务院请来了两名城市规划专家，便向国务院提出申请，借用外国专才。
有一次与中方专家讨论，巴拉金用铅笔画了一条线，把中轴线从原来最北端的鼓楼和钟楼穿过去，继续向北移。这个举动把中方专家吓了一跳，城市规划家李准回忆说：“巴拉金拿了支铅笔，画了一条‘中轴线的延长线’。这个画得可厉害呀！过去我们想都不敢想”。
穆欣和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家有不少合作，与清华学者梁思成也有接触。梁氏特别欣赏穆欣提出的五点意见，认为值得中方借镜：建筑要符合斯大林所提的“对人的关怀”；要视建筑也是一门艺术；要重视建筑的民族性；要明确认识到建筑和都市计划有其重要的思想性；以及建筑需要有整体性。在民族性方面，穆欣在中国大力提倡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政策，认为中国要致力建造富有民族传统风格的建筑物。 有关北京城市中心的问题，穆欣以苏联的经验提出了一些看法：“在大城市中，行政社会机关数目很多，事实上难于集中在一起，因此必须有几个中心，但也有所谓‘总中心区’集中一切重要党政机关及市内重要机关。……从规划上来考虑中心区；中心区首先是一个大广场，周围有大建筑。或几个商场用大路联系之，每个中心要代表建筑艺术，是城市的骨干。” 穆欣的看法与巴兰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没有多大分别，所不同的是他特别重视建筑的艺术性，这点和一向强调建筑艺术的梁思成的看法相同。穆欣主张保留北京的旧城墙， 与梁思成的看法也不谋而合。
另一专家巴拉金也被聘请来协助北京城的设计。巴拉金虽然欣赏北京传统的中轴线的设计，但并不认为中国人视之为神圣的中轴线不能修改。有一次与中方专家讨论时，巴拉金用铅笔画了一条线，把中轴线从原来最北端的鼓楼和钟楼穿过去，继续向北移。这个举动把中方专家吓了一跳，根据城市规划家李准的回忆：“巴拉金拿了支铅笔，画了一条线，就叫‘中轴线的延长线’。这个画得可厉害呀！过去我们想都不敢想”。“有些人觉得，城墙不能动啊，文物要保护啊，你把城墙拆了，一直伸延过去，一直到〔现在的〕北四环，南边画到南四环。这个变化是厉害的。从规划来说，这个手法是很厉害的，而且很好！” 巴拉金这些新颖的想法，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观念，引起了注意。假如要延长中轴线，牵涉的问题便很多，包括要改变传统的思维，在当时必然会非常困难。所以巴氏的建议，当时只算是一些新鲜的意见，不过已令中方专家大开眼界。1950年代初，对于北京城的规划，穆欣和巴拉金二人的确产生了一些观念上的影响。但因为他们都是向国务院借过来的，来华的时间又受到限制（例如巴拉金，每星期只来一次）， 故参与北京城规划的时间比较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