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季开学后，林迈可花费很多业余时间，为根据地装配无线电收音机。有一次还拿出一沓进口化学药品的订单，请不知情的李效黎译成中文。这沓订单数量极大，让李效黎好生奇怪。
“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匆忙撤出平津，决定把来不及搬运的整整6个皮箱的军用器材赠给平津附近的八路军，但一直无法运出。这个任务也落到林迈可夫妇头上。
他们借来司徒雷登的专车，每次装上两个皮箱，开到西山温泉附近一个小庙门口，在那里交到八路军手上。
最后一次是1941年12月2日，距太平洋战争爆发不过6天。当晚，林迈可在燕园主持了一次外籍教师茶话会。这是司徒雷登采取的应变措施。他预计日美战争已不可避免，为使燕大外籍教师免遭铁窗之苦，他指派与敌后根据地交情颇厚的林迈可主持会议，说服外籍教师撤往敌后根据地。但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会后林迈可向司徒雷登汇报，司徒雷登总结了燕大毕业生在敌后根据地的工作情况，并估算外籍教师中至少应有15人前往。他特别强调：爱丽小姐懂医学，是敌后根据地急需的人才；夏仁德和博晨光很有组织能力，也应该去敌后根据地。然后，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林迈可夫妇说：“你们两人更是非走不可！”
林迈可到延安后，任八路军通讯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并设计制造了对外广播仪器。他用一口正宗的牛津腔英语，不断向全世界报告中国战场的捷报。
陆志韦：刺刀下的演说
燕京大学有两个人最受司徒雷登的尊重和信任。一个是夏仁德，另一个就是陆志韦。
1926年，司徒雷登路过南京，头一次到陆志韦家做客，两人一见如故。次年，陆志韦即举家北上，出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兼心理学系主任。1933年，又被任命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
陆志韦只答应代理一年，但一代理就是整整4年。直到“七七事变”，燕大出于生存需要升起了星条旗，司徒雷登亲自出任校长，陆志韦才不再代理。但他仍属于决策层，燕大无日不有的地下抵抗，他都不曾置身事外。
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在冯树功事件中的表现。
1940年冬，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冯树功骑自行车行经西直门外白石桥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轧死。燕京大学当即向占领当局提出书面抗议，并在贝公楼礼堂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追悼会由陆志韦主持，他缓缓走上讲台，面色沉郁。礼堂一片静寂，使与会者倍感压抑！突然，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我讲不出话！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我这里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