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在中国科技人员等待和盼望的时候，情况发展却不像想象的那样，1959年，来了一位苏联专家，可是，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却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的口袋里装着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着就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有人生气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和尚”。
到了1960年下半年，就连这个“哑巴和尚”也不来了。院领导正式传达了赫鲁晓夫的恶劣行径以及中央的决心：“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激起全院科技人员的义愤和奋发图强的激情。
与此同时，国家为核武器研究院向全国选调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得到全国各部门的大力支持，选谁给谁，指谁调谁，不到一年的时间选拔了全国许多优秀的科技人员，先后来到核武器研究院，此时的研究院真可谓是人才济济。
调来的国际上知名专家有：着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他是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和在英国担任教授的第一个中国人，着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发现者王淦昌，着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等，还有两弹元勋邓稼先和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以及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许多才华横溢的科技专家，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排除了种种阻扰，毅然回到国内，隐姓埋名，默默耕耘。他们带领核武器研究院广大科技人员，施展智慧，奋力攻关，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成功，作出了贡献。
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他在1946年和夫人何泽慧在法国居里夫人试验室，先后发现核铀裂变的“三裂变”、“四裂变”现象，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并由此而引发一系列的核物理研究。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也不定期地前来核武器研究院参加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不少宝贵的见解。
核武器研究院在院长李觉将军的主持下，很快组建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研制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配到各研究室，再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和个人，一场全面攻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激情之火，在核武器研究院燃烧起来。
很快，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车间相继建立。一到夜晚，各研究室仍然灯火通明，研究人员个个埋头钻研，孜孜不倦；大、小爆炸物理试验场，惊天动地的试验爆炸声，遥相呼应，试验数据不断报来，一个个成果呈现出来，必须攻下的技术难关接连取得可喜的进展。各项理论研究和实际试验工作，在热火朝天有条不紊地进行。
四年，经历了不知疲倦的四年，忘我劳动的四年，也是为国献身的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