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双方收复东北的命令几乎同时下达。
但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差别立刻显现：国民党军主力集结在西南地区，那里与东北是中国版图的两极。此时，通往北方的铁路因为战争大多处在瘫痪状态，修复进度十分缓慢。即使请求驻华美军援助，仅仅依靠飞机和军舰，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运送过多的兵力。而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敌后根据地，最近的距离东北南部边缘仅百公里。共产党武装兵力不多，但官兵执行命令坚决。这些穷苦人家的子弟，自他们投身共产党军队的那天起，就未奢望过搭乘任何一种交通工具，他们的奔袭转战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脚。他们没有辎重，除了一支步枪、少量的子弹和几颗土造的手榴弹外，最重的就是干粮袋，因为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根据地的百姓往干粮袋里塞了不少可供路上充饥的食物。
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曾克林和唐凯的队伍到达沈阳。沈阳的百姓第一次看见八路军，欢迎与围观的人蜂拥而至，手里举的旗帜更是五花八门：镰刀斧头红旗、青天白日旗、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甚至还有伪满洲国的龙旗和日本的太阳旗。--这就是那时候的中国东北，怪异的民众心理与混乱的社会秩序斑驳相交。
此刻，对于苏联，彻底打败日本关东军已不是问题，难题是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上讲，苏军与共产党武装应该更亲近一些。但是，由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更由于牵涉到未来的在华利益，苏联必须遵守《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就在共产党的一支规模不大的队伍突然出现在沈阳的时候，苏联方面得知了美国为蒋介石政府向中国北方运兵的庞大计划，特别是美国军舰已经进入渤海湾的情报。苏联方面感到了严重的不安--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再微弱，终究是制约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联姻的一种力量，苏联有必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找一种有利于与美国抗衡的政治筹码。
九月十四日上午，在延安没有得到任何通报的情况下，一架苏军飞机降落在那块已经成为机场的空地上。曾克林从机舱里一钻出来，就朝跑过来的警卫战士高喊：快去报告！我从东北来！我把苏军代表请来了！
驻扎在长春的苏军最高司令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全权代表贝鲁罗索夫上校和翻译谢德明中校到达延安。
朱德立即接见了苏军代表。
贝鲁罗索夫上校声明他的军阶不高且权力有限，此行仅为传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四点声明：
一、按照苏军统帅部的指示，蒋军和八路军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
二、苏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和八路军不得进入东北。
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进至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苏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军占领之地区。
四、未经苏军允许进入东北之蒋军部队，已被苏军缴械。苏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苏军不久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最后，出自同属共产党阵营的原因，贝鲁罗索夫上校礼貌地补充道：“我的上级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
午饭后，曾克林向中央汇报了他们进入东北的经过，随后详细描绘了当前东北的情景：社会秩序混乱，依旧由伪警察维持治安。苏军占领了东北的所有大城市，正忙着把重要的机器设备装上火车运往苏联。日本军队遗留下大量的军用物资，特别是大量的武器，没有人接收。
事后证明，曾克林关于“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的说法是夸张的，这给后来进入东北的部队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但曾克林当时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他深知此刻任何犹豫和迟疑都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急切地盼望中央速下决心，立即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去东北，使共产党人成为那片黑土地的主人。
晚上，中央政治局彻夜开会，最终形成一个重要决策：舍弃南方的所有根据地，全力抢占东北。会议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率领两万干部和十万部队开赴东北。同时，派遣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以及报务员段子俊和译电员莫春和，立即跟随苏军飞机飞赴东北，在沈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九月十六日，苏军的飞机从延安起飞。在山海关落地加油时，飞机冲出跑道，机头插进一块稻田里，机尾高高地翘起，机舱里的人和物全部倒进前舱。伍修权、莫春和与段子俊受了轻伤，彭真的头部受到撞击，叶季壮受伤最重被抬出飞机，只有陈云奇迹般地毫发无损。九月十八日，他们到达沈阳，随即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的办公地点选在了张作霖的大帅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