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国民党对中共的强大军事优势，使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在处理战后国共关系问题时，弃和而就武。1946年1月，国共达成停战协议，双方在关内的战争暂时停止，但国民党的战争部署并未停止，军方认为“国共和谈终久谈不接近，会议亦不过照例文章。”《郭汝瑰日记》（手稿本），1946年1月19日，藏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月14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召集各部门主官开会，提出：（1）陆军方面以整训名义，迅速整编，充实粮弹，赶运各师武器，并多制游动铁丝网，俾适于北地作战；（2）空军方面，应多储油弹于各重要基地；（3）海军方面，第一舰队已在渤海口游弋，继续阻绝奸匪海运；以上各项系密为准备，如中共听命，则国军各师固应趁此时机，充实整训，如其背信抗命，则我有充分准备，宁未雨以绸缪，亦可毋临渴掘井也。《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呈蒋委员长关于停战令颁布后国军应有充分准备电》（1946年1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第4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第387页。为此，军方有关部门在2月间拟出了作战计划，蒋介石于3月4日“批交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准备”。该计划要求第一步攻占热河之赤峰、承德及察省之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军由海道输连云港登陆，以歼灭苏北鲁南的中共部队；第二步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再击灭冀南、豫北的中共部队；对于延安则认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时，应一举而攻略之。《郭汝瑰日记》，1946年3月9日。4月5日，蒋介石致电徐州绥署主任顾祝同与郑州绥署主任刘峙，要求“一面缩编，一面训练，以期随时可以应战也。”《蒋档·筹笔（戡乱时期）》：15823号。5月22日，蒋介石又给顾祝同和刘峙发去极密电，要求陆空军联合作战之训练工作应即策划准备，本月内部署完毕，6月1日开始联合演习，限于6月底训练完成。《蒋档·特交文卷·交拟稿件》：23册1999、2000号。可见国民党是以6月底为期准备战争的。
对于打一场全面战争，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事将领曾经有过充分的自信。如蒋所言：“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35页。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军事优势，国民党才敢于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又发动另一场战争，并于内战之初在扩大占领区方面颇有收获。
二 内战之初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失误
虽然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具有对中共的全面军事优势，然而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战场上的胜势，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自内战之初起，国民党就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犯下一系列错误，使其没有能将最初的优势转化为完全的胜势，并一步步失掉了自己的优势。
从现有资料看，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内部虽然主战派占据上风，但并未形成对战争指导的全盘战略部署与战术规划。国民党战史亦认为：“国军军事战略构想，迄无完整原始资料可资依据”；“绥靖作战期间之史料，均未载明对绥靖作战之全般战略构想”。《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1册，第306页。战争的进行，基本决定于蒋介石的个人决断，而蒋介石对于如何打这场战争，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想法。他视中共为“流寇”，认为中国历来的“流寇”如要生存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流窜”，居无定所；一种是“负隅”，凭险顽抗。但由于现代交通的发达，“不能流窜”，“纵使流窜亦无喘息的机会”；因此只要能够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则“剿匪”即可告成。《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0、112~113页；《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他认为，“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且“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的匪军，就永远只能流窜，永远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别人相信他的力量”。因此，蒋的作战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2~113页。蒋的这一套逻辑，听起来不无道理，而且在全面内战初期的攻势中，国民党军在进据交通线、扩大占领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历经实战之后，却显出其不符合战场实情及其一厢情愿。首先是中共并不拘泥于固守某地，在必要时连其政治中心延安亦可放弃，蒋的攻其“负隅”便成了无的放矢；其次是当时各地间的现代交通线路尚未成网（只有东北是例外），同时国民党军的能力也还达不到以交通线封锁中共部队运动的程度，蒋的阻其“流窜”又成了空谈。莱芜之战可为例证。1947年2月15日，国民党军占领鲁南重镇临沂，蒋介石因此认为“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蒋介石：《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而事实恰恰与蒋之论断相反，中共部队系主动撤出临沂北上，随后李仙洲部被歼之消息传来，可见中共部队既不“负隅”，而国民党军也不能阻止其“流窜”。由于蒋介石固执于自己的一套逻辑，使国民党军斤斤计较于占领点线，但这些点线非但无法控制面，反而使占领点线的军队成了蒋自己后来所称的“呆兵”，使一线攻击部队越来越少，失去了军事上的主动权。
